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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日派學者許介鱗 新書批判台獨缺乏主體性

文/張方遠

現年84歲的台灣著名「知日」權威學者許介鱗,近期出版了新書《台獨脈絡記》。在這本原書稿超過12萬字的作品中,許介鱗將畢生的精力投入追尋故鄉台灣的歷史,有感於目前流傳的台灣歷史與實際經歷的過程有極大差距,一再推敲台灣獨立的脈絡,結合歷史事實和世界動態,不僅批判台獨缺乏主體性,同時也為台灣的前途尋找出路。許介鱗說,他要寫的是一本「改變台灣歷史」的書,在台灣主流研究和書市之中確實顯得相當獨特且難得。

許介鱗教授近照。(張方遠攝)

許介鱗教授近照。(張方遠攝)

許介鱗1935年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新竹,台灣光復後的1969年取得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戰後第一位取得該校憲法學博士的學者,並於翌年回台任教於台大政治系,曾任台大法學院和社會科學院院長。在其豐富的研究著述中,最為突出的是曾出版《戰後台灣史記》共四卷,仿司馬遷「太史公」體例,以「台史公」點評戰後國民黨自蔣介石迄李登輝在台灣統治的功過。

2001年許介鱗自台大退休後,獲聘名譽教授,並任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至今。2006年至2013年致力於「暢銷小冊」寫作,從其政治學與歷史學專業,批判在台灣大行其道的「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也對台日關係「親日」立場產生的認識誤區提出了警惕和反思。

2013年後的六年時間裡,許介鱗每年都有研究論文產出,一直到2019年回歸其人生經歷和知識學養的原點,完成了《台獨脈絡記》一書。許介鱗感慨地說,台灣知識分子不夠用功,不去了解過去,也不去了解現在,許多台灣學者埋頭研究台獨問題,但缺乏廣闊的視野,因此思想鑽牛角尖、說法人云亦云。而這本作品的價值就在於從探究和追尋日本錯綜複雜的謀略開始,釐清戰前戰後台獨的脈絡和淵源,從而改變台灣人的想法和民心。

這部書最為別出心裁之處,在於許介鱗從東南亞自歐美殖民地獨立的歷史著手,以此對照甄別出台獨缺乏自主性,以及日本的「別有用心」。許介鱗指出,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以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為藉口,宣稱援助東南亞各國獨立而發動戰爭,但實則日本乃藉此剝削各地的財富與資源,而東南亞人民識破日本的謀略,紛紛起而反抗。許介鱗以這段歷史做為全書首章,就是想告訴台獨,無論是靠美國或是日本,凡是靠著外國「援助獨立」,命運都很悲慘,國家和社會都會陷入四分五裂的處境。

許介鱗新書《台獨脈絡記》書影。(人間出版社)

許介鱗新書《台獨脈絡記》書影。(人間出版社)

毋忘日本鎮壓台灣菁英

相對於日本「援助獨立」東南亞,當時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會因為這個地位得到日本的「善政」嗎?許介鱗重點強調了發生於1941年至1945年的「台灣獨立陰謀大事件」,當時高雄旗山台灣人小學日本教師要求學生以「我們對日中戰生的看法」為題撰寫作文,學生們受到家長的影響,在文章寫道「日本會輸」、「戰爭勝利將歸中國」、「中國軍隊會打到台灣來」等等。日本特務高等警察以此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發動七次大檢舉「叛亂份子」,隨後又稱是台灣人要脫離日本尋求「獨立」,經過慘無人道的刑求鎮壓,共起訴200餘人,其中不乏具有民族意識的議員、律師、醫生、地方仕紳等菁英。

許介鱗透過此事件,強調日本人如何以「造假台獨」的方式迫害台灣人民。而當今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政府提倡「轉型正義」,卻對此事件避而不談,「不知自由和進步的正義價值在哪裡?」由此事件來看戰後的台獨發展,其日本脈絡可說是截然不同。

許介鱗說,只要看1947年二二八事件與1951年《舊金山和約》的來龍去脈,就能看出戰後日本佈置台獨的謀略。日本人為了戰爭需要,大肆搜刮台灣資源,透過皇民化運動將殖民主義包裝為「人道」的「一視同仁」,製造出虛假的「日台共同體」。日本戰敗後,趁著還握有台灣行政權的空檔,大量掠奪台灣米糧,並大量印製「台灣銀行券」,加劇台灣的通貨膨脹,成為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重要經濟因素,以此「嫁禍」給國民黨政府與台灣人民。

對日本人而言,認為戰後台灣並非「歸還」(restore)中華民國,而是「處分」(disposal)給中華民國,因此和美國共謀出《舊金山和約》。其中僅言日本「放棄」(renounce)1901年9月7日之後有關中國之特別權利與利益,據此主張台灣、澎湖等島嶼不屬於中國的「台灣地位未定論」。

許介鱗解讀,日本人存在著一種相當特殊的想法,日本雖然戰敗,台灣因而從日本「獨立」出來,但日本仍是「本家」,而台灣則是「分家」,進而有著「日台一家親」、「日台命運共同體」的連帶。因此日本和美國設定出「台灣地位未定論」,讓台灣在未來有著透過「公民投票」重新併回日本的機會。而日本在戰後巧妙躲避了戰爭賠償,以援助的名目「投資」台灣,也是在「日台一家親」外衣下的「偷天換日」。

至於該如何理解戰後國民黨政府和台灣獨立之間的脈絡關係?許介鱗說,蔣介石在國共內戰失敗,撤退到台灣建立「中華民國」獨立國家,自我定義這個系統的「中國人」才是正統的,而中國大陸則是「匪」、敵人。蔣介石為了這個「獨立國家」的存續,在政治上靠的是和美國與日本結盟;而日本為了隔離台灣島與中國大陸,也以各種方式維持「日台共同體」的體制,由侵略中國的戰犯岡村寧次組織的軍事顧問團「白團」,就是一個明證。

台灣社會為何「親日」?

提及台灣社會「親日」意識形態的形成,許介鱗認為還是得回溯到日據時期的歷史尋找答案。當時日本帝國把台灣視為南進的一份子,要為日本犧牲奉獻,將殖民地「外地性」改造為「日本內地化」,此為「日台共同體」誕生的面貌。當1960年代西方現代化理論大行其道,主張台獨的台灣人內心懷恨中國以《馬關條約》「出賣」台灣,同時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為「現代化」,自認台獨乃是接續這條現代化發展道路,這種想法至今仍在發揮影響。許介鱗批評,這就是日本作家尾崎秀樹所言,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造成了「祖國喪失」與「白癡化」的現象。

回顧台灣歷史,許多台灣人民真正有主體性的行動,並非具有當下所認知的「台獨」意涵,例如馬關割台後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定年號「永清」)、日據時期的「台灣獨立陰謀大事件」,以及起草於1964年的《台灣自救宣言》,在後來都面臨「被台獨」的命運。

看不到中國崛起的現實

然而,求索台獨的脈絡,對許介鱗來說真正目的在於找尋台灣該往哪裡走?台獨的興起,涉及的是對於國際局勢的認知,台灣人看到過去歐洲擴張、日本殖民和美國稱霸,但沒有看到其背後黑暗的一面。許多台灣人受到過去日本教育的影響,根深柢固認為「漢民族是最惡劣、最懶惰的、最無廉恥的」,因而更看不到中國崛起的事實與現實。

許介鱗舉例,今年4月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相當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都參加了,一帶一路的精神是傳統人類貿易互利、交流互惠的智慧,不同於帝國主義時代列強以霸權形式對殖民地的榨取。今年許介鱗也出版了《英國史綱》最新增訂版,其中強調了英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允許華為參與英國5G網路非核心基礎建設,而其他歐洲大國也跟進。許介鱗說,全球局勢正在急速轉變,中國崛起、美國衰退,而美國領導的「反共聯盟」也陷入破局,「難道台灣的知識份子那麼無知嗎?」

許介鱗著《英國史綱》最新增訂版。(三民書局)

許介鱗著《英國史綱》最新增訂版。(三民書局)

回到台灣該何去何從的問題,許介鱗認為台灣當政者說的「維持現狀」完全是一場騙局,台灣只能奴才式地緊抱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如果美國不甩你、不理你,台灣該怎麼辦?台獨是沒有出路的,眼前只看得到台獨、把台獨視為做官發財的途徑是死路一條。

自稱「台史公」補破網

許介鱗說,從過去、現在到未來,時間是連續的,這本「改變台灣歷史的書」,就是要改變台灣人對於過去的想法,而未來新的看法也需要改變。他化身為「台史公」,主張台灣應該扮演「補破網」的角色,盼望台灣能夠對內彌補社會撕裂、縫補兩岸鴻溝、修補中美磨擦衝突的大洞,緩和內外對抗的狀態,共同朝向和諧公平的方向,許介鱗認為這必是很多台灣人想實現的夢想。

(本文原載香港《亞洲週刊》第33卷第39期,2019年10月6日出刊。)

尋找香港「市民」:「兩百萬人」反修例的虛與實

文/張方遠

一則影片在網路上流傳,香港市民梁先生8月9日自北京返抵香港機場,遭遇到激進示威者的包圍襲擊。當他脫困後,向現場傳媒陳述親身經歷,並表達對香港這場反修例運動正當性的質疑時,一位顯然站在示威者立場的記者以「我們有兩百萬人」試圖駁斥梁先生的觀點,而他以堅定的語氣如此回應:「兩百萬人?(佔)七百萬人中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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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鐵板一塊」?

這段極具反思性的對話影片,完全沒有出現在一面倒報導警方「鎮壓」的香港和台灣主流媒體。然而,當香港這場動亂持續延燒、衝突不斷升級,部分學生團體和社群網站合作喊出「攬炒」(即「玉石俱焚」),「核彈都不割席」的主張出爐後,據8月16日香港《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做),同意抗議活動一定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的受訪者為71.6%,但相較6月中旬的調查大跌11%。這說明香港社會的負面能量與激進想法正在快速積累,整場運動的臨界點是否已經翻過去,尚難驟下定論。

正是在這樣高度對立的狀態下,更有必要追究反對派所謂的「兩百萬人」論。此「兩百萬人」論是6月16日大遊行當天,主辦單位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公布的數字。如同台灣的遊行或選舉場子,「誇大」參與人數是常態,藉此強化自身行動的正當性,無論是警方或學者團隊做出的估計,6月16日遊行人數約在20-40萬左右,並不如主辦單位所宣稱的「兩百萬人」。此後反對派各種已然突破「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示威行動,都把「兩百萬人」抬出來做為理據,合理化所有激進與暴力行為。

首先,必須要追問的是,經過兩個月的衝突和動盪,反對派口中的「兩百萬人」難道一成不變?當時走上街頭的民眾,完全沒有人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一絲一毫的想法?8月5日反對派發起的「罷工」行動,在地鐵、道路、隧道發起阻擋,讓一般市民「被罷工」,影響了大部分基層民眾「討生活」的基本權益,民意顯然正在發生微妙改變;期間被部分傳媒選擇性忽略的「黑衣恐怖」,再加上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毆打大陸記者、大規模「阻你飛」的行動,反對派內部支持者是否仍為「鐵板一塊」應受到質疑。

遊行訴求一變再變

其次,也必須進一步追問,參與「反修例」示威的市民,所有人的目標與主張難道完全一致?在7月1日香港立法會被攻佔前,幾場人數屢破香港回歸以來紀錄的遊行,主要是以「反修例」(或者是被刻意渲染的「反送中」)為訴求。此後行動形式轉為「遍地開花」,訴求主張更是一變再變,有的要求港府完全「撤回」修例,有的提出「五大訴求」(但五大訴求的內涵也前後不一,例如以「真雙普選」取代「林鄭下台」,最新增加的則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有甚者喊出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近乎推翻特區政府的「革命」式口號。

也就是說,反對派所謂「兩百萬人」,各路人馬主張訴求並不一致,也正在分化之中,示威者群體既有和平也有暴力的;既有僅要求港府撤回修例,也有要求究責警隊,還有高舉美國和英國國旗的「帶路黨」,更有不斷升級攻擊性武器的暴徒。在每場遊行示威的直播影片中,和平示威者其實佔了大多數,他們僅是對於《逃犯條例》感到恐懼、對於港府應對方式感到不滿;但每當入夜、和平示威散場後,身穿黑衣、手持各種利器的激進示威者就登場,不只攻擊挑釁警方,也對「不同路」的市民群眾施以暴力。示威者的光譜、組成、想法、主張既多元又複雜,反對派和西方、台灣動不動就拿出所謂的「兩百萬人」論,就算不是假話、空話,也應該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再者,隱藏在「兩百萬人」數字背後,反對派的政治企圖應該受到檢視。在許多親「黃」的媒體報導之中,暴徒或者激進示威者被穿上了普通「市民」的外衣,傳播到香港之外的消息,就成為中共、港府「鎮壓所有市民」的假象。除此之外,泛民派政客為了接下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利益,甚至是「奪權」的考量,加上其他示威者希望施壓港府,爭取「真普選」的主觀願望,至今堅決「不割席」的做法,等於是一種政治上的綁架,壟斷了「市民」的話語權,更是在掩護激進派和「土獨」(本土/港獨)派的暴行。

誰在剝奪香港年輕人的未來

如同筆者在〈香港的黑霧,正在吞噬人心〉一文所分析的,香港這場運動在目標和訴求不斷被掏空弱化的情況下,「不割席」只會讓運動被激進示威者主導、把持,從而寄生在警方的鎮壓之下,以各種惡行讓警民衝突升級,寄希望於「流血」,才能讓已經空洞化的運動持續注入同情和支持的能量。

但這個態勢是相當悲哀的。示威者等於是把運動自我帶向了死亡,不只針對港府警隊,更是去攻擊基層社會,讓市民對立起來,甚至瀰漫著「非我族類」法西斯味道,在「民主自由」的偽裝下,把意見相左者「清洗」出去,由示威者定義誰才是「香港人」。與此同時,又把自身完全附庸在西方勢力介入的想像之下,就像黎智英對示威者的洗腦:「香港正在為美國而戰」、「抗爭有美國撐腰」,他還在《蘋果日報》撰文向美國喊話:「你們有義務支持我們」、「你們義不容辭」云云,港人和香港社會的主體性早已蕩然無存。因此,究竟是誰在剝奪香港年輕人的未來?誰在竊奪香港人的自主性?答案應該不證自明。

香港回歸已經22年,「中國香港」既是現實也是事實,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下,西方勢力想要「亂港」,以此做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但想要奪取香港的主權或治權,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川普在香港問題上的反反覆覆,一下稱香港示威是「暴動」(riots),一下肯定習近平表現得非常負責任、「不認為中方有所阻止」,一下又說要安排和習近平通話、「不想看到暴力鎮壓」,美國把香港當談判籌碼,香港反對派卻把前途和命運寄託在美國身上,豈不是緣木求魚?

清理英帝國遺留的積弊

香港社會要尋求降溫、恢復理性,甚至以此機會做為社會變革的契機,讓港英時期遺留至今的種種政治社會積弊,在「去殖民化」的腳步下得到批判和清理,其第一步就是要回到「回歸」這個最大的前提,從而摸索探求現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因此,不支持這場運動的市民,不能再沉默下去,沉默無疑就是放任香港沉淪,要有所自覺與覺醒,不該讓「市民」的話語權、主體性、自主性與能動性全部被反對派綁架。而希望香港越來越好的和平示威者,也必須慎重思考「割席」的問題了,「攬炒」只會讓運動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最終走向悲劇。這才是守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之道。

2019.08.17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345期,2019年9月號

香港的黑霧,正在吞噬人心

文/張方遠

前些天中午吃過飯後,一個平時參與的兩岸微信群組訊息突然爆增,點進去一看,兩岸的朋友為了香港的事情吵了起來。按理說,我應該要回點訊息、說幾句想法,但我看著不斷洗上去的訊息,這段期間一直在壓抑的焦躁與無力一股腦的湧上來,幾乎快把我吞噬了。最後,我什麼文字都沒回在那個群組,我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尤其是台灣這一邊,打從香港反修例的第一天起,早已預設了所有的框架和立場。

(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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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以來,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正常吃飯,該幹嘛幹嘛,但我一直清楚地感受到香港的黑霧不斷襲來。我說的「香港的黑霧」,借引自我最喜愛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的作品《日本的黑霧》,很多人喜歡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及其改編成的電影、電視劇,卻很少人談論《日本的黑霧》。這本由中短篇推理集結而成的小說集,松本清張想呈現的是美國佔領期間,帝國主義對日本社會與人民做的種種惡行,他稱之為「日本的黑霧」。今天香港一樣有著厚厚的黑霧,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這種壓迫感,來自於香港、台灣和西方的「政治正確」,只要不是站在港府對立面的人和想法,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利刃)之下,一律都要被「專政」、被討伐。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普世價值」,宣稱包容多元,事實上仍然在認定「異端」、追殺「異教徒」,在「民主自由」的唯一真理面前,容不下相左的意見。我不太清楚身處的這個社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偏執,至少這種壓迫感和無力感,在五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出現過一次,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重新召喚回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甚至更為強烈。

台灣人一直很關心香港,或許出於一種想像的自我投射,還有歷史和地緣上的親近感。但那種感覺是很錯亂的,抽離掉香港的光鮮亮麗和吃喝玩樂,我接觸到朋友其實很多人不喜歡香港,但一旦講到政治議題,卻又突然和香港結為「南方聯盟」。

而我對香港的情感頗為複雜。我吃過香港人的虧,但還是熱愛香港,愛的不只是周星馳和港式點心,而是我有家人在回歸之前就定居在香港,我的家人在那裡,那裡就有家的歸屬。後來讀到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再讀到香港社會性質分析,更體會台灣與香港有著相當緊密的歷史命運連帶,出於中國近代史、出於帝國主義、出於殖民,當然還出於內戰和冷戰。

其實台灣人知道香港的排外性格,台灣人都知道香港人對於講國語(普通話)的遊客並不友善,但往往會追加一句:當他知道我們從台灣來的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對此沾沾自喜,卻從沒反省過這種心態其實是很畸形的,用口音辨人,充滿了種族主義式的歧視與偏見。香港人也不見得那麼喜歡台灣人,只是在反共反中意識形態面前的一種「惺惺相惜」。

怪異的是,台灣社會這幾年標榜的進步價值,在這次香港的動亂中完全破功,或者說,原形畢露。就像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的事件,兩位大陸人士被黑衣示威者暴打,被用束帶綑綁,被翻包檢查,很多台灣朋友竟然說「誰叫付國豪(那位《環球時報》記者)先挑釁」,意思就是說他「活該」。然而,台灣不是反對「檢討被害人」的邏輯嗎?先不講事實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人家「挑釁」,就應該 被暴力以對?如果是這樣,每周每日每夜在香港街頭出現的暴力示威,同樣也是一種嚴重或刻意的挑釁,為什麼又受到港台的同情呢?

也有人說,我們知道一些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不對的,但應該「換位思考」,不需要指責年輕的示威者。但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換位」,要從什麼位換到什麼位?我們去指出用暴力回應暴力是不對的,這並不等於我們在替警察講話、辯護,而是要說既然眾人反對警力過度的「鎮壓」,那麼也應該要反對暴徒種種的惡行。

老實說,無論是香港、台灣或西方的主流傳媒,看到的都是香港警察這樣那樣的「暴力鎮壓」,所以大部分形成了香港已淪為「人間煉獄」的片面刻板印象。警方的作為,當然可以檢討、也應該檢討。但是另外一方面,激進示威者,或根本已經可以稱之為暴徒的群體,沒日沒夜的將暴力升級,圍毆警察、丟汽油彈、出過弓箭彈弓等等武器,甚至對於「不同路」的市民、路人施以暴力、砸車、審查,要求路人和記者刪除照片。一切看得到、想得到的暴力行為,同樣出現在黑衣人身上。

既然無法接受白衣人的暴力,怎麼又能對黑衣人的暴力視而不見呢?

最近在社群網站上,看到不少台灣朋友在轉貼黑衣示威者的照片,盛讚他們為「義士」,讚揚他們的勇敢。但看在我的眼裡,卻是感到冷血式的毛骨悚然。這些「讚揚」其實是在對這些香港充滿熱血和理想的年輕人釋放嚴重的錯誤訊號,告訴他們警察不會動手、不會有法律刑責,告訴他們不計代價地往前衝就對了。

我們當然不需要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以家父長式的心態去禁扼他們的想法與作法,但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一起找出認識上的誤區,應該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們會受到傷害、會變成砲灰,仍然在旁邊煽風點火、火上加油。

這裡就有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這些衝在第一線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議」,還是要「革命」?他們的訴求一直在變,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訴求」,一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說明了示威者群體互相綁架,不肯與激進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狀態。就看最為激進的群體好了,衝進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塗黑國徽區徽,甚至把國旗丟進海裡,毆打代表執法者的警察,高舉英國美國國旗,寫著「川普快來解放香港」的標語等等,難道不是已經具備「革命」的意義了嗎?

說到革命者,我還真的親身認識接觸過幾位「革命者」。他們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1950年代前後參加中共地下黨,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與肅清。但他們離開囹圄的桎梏之後,態度與信念仍然堅強,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前輩帶著蒼老的病體,走在台灣社會運動的街頭上,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反對不公不義。以我接觸比較多的陳明忠前輩來說,他甚至還出了一本回憶錄取名為《無悔》,我從來沒看過他們「目屎流目屎滴」(閩南語)的去「控訴」國民黨如何對他們不公不義、如何「暴力鎮壓」他們。還有已經過世的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他也曾經受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講中以極其堅定的神情與語氣,如此鼓勵著聽眾說:「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而這些老前輩教給我的,不只是他們參與革命的精神與理想,還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這場分不清是革命還是示威的運動裡,很多人提出來說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場上,追求進步的價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應該仇警」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搬上檯面。但是,一個學習過科學社會主義,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翼」或「革命者」,都應該明白一個前提:在決定任何的行動綱領之前,第一步要先認清現實的形勢。中共革命期間在一定的周期內所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很好的證明。但香港的運動,則是在一個真空或平行的狀態裡,對於現實的前提和形勢完全避而不談,不管國家機器的本質、只談「兩制」不要「一國」,就必然把運動帶進死胡同裡。所以,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出在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貧富差距大、年輕人沒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但示威者不是去針對政府、去針對大財團資本家,而是去衝撞同樣在基層討生活(搵食)的市民,還能稱得上是苦民所苦的「進步」運動嗎?

這個惡性漩渦,其實殺死了所有可能推進香港社會變革的機會和空間,讓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願割席的市民們,完全被別有用心的激進暴徒綁架、被他們帶著走。目標和訴求越來越被掏空,所以他們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鎮壓之下,換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維持這場空洞運動的能量。所以,誰在召喚暴力、誰在召喚鎮壓、誰在召喚流血、誰在召喚衝突,這些問題都應該被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人冷靜思考。

香港的問題當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設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兇」,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緒勒索,讓台灣、香港和西方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相濡以沫。這個世界習以為常地視「民主陣營」之外的世界是「沒有陽光的地方」,但真正摀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這組緊箍咒,想像出了一個不曾存在的香港,整個世界或說整個「民主陣營」其實都在抱團取暖。香港到底怎麼了?如果只看回歸之後,只對「一國兩制」充滿仇恨和敵意,真的有助於香港打開心中的結嗎?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說,香港回歸之前經常可見英軍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回歸之後解放軍反而「躲」得不見蹤影。光是這個對比,我們就不能輕易地否認香港回歸的正面意義。如果你說這只是個人之見,我真心推薦大家讀一位已故英國女士杜葉錫恩(Elsie Tu)寫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看完之後勢必就會理解那些在香港舉著英國旗到底有多麼荒謬。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預測香港示威運動日後的幾種可能。這些解讀當然需要,但我更想說的,還是來自於我的親身經驗。我有個弟弟從小在香港成長就學,即將要踏入大學校園了,反修例運動剛起之時,他同樣氣憤,甚至希望到現場去關心他那些已然「行動」的同學朋友們;但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衝擊與衝撞,他的想法慢慢改變了。過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瑣碎點滴,但最近他主動和我在Whats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據,將錯事合理化,放大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所做的錯事,再蓋過自己做的錯事」。這些出自一個十幾歲年輕人的反思與心內話,他卻沒有辦法在宣稱「捍衛/追求自由」的香港社會公開講出,甚至沒有辦法出現在同學朋友的對話裡,因為「大家都不敢說出來,畢竟一表態就會被圍攻」。我能感受到他的無力和挫折,因為我在台灣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們兄弟倆每晚的對話,成為了彼此互相的慰藉和依靠,不至於讓我們各自過度沮喪壓抑。這難道不悲哀嗎?但我相信我們兄弟的狀態和經驗,無論在台灣或香港,都絕非孤例。此前我在《亞洲週刊》寫過一篇文章〈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觀點至今變化不大,港台兩地的「單向度社會」,使得內部矛盾被引導為敵我矛盾,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正視,就沒有對話溝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運動停歇了,還會有下一個示威衝撞運動出現,香港的黑霧永遠不可能散去。

最後,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搬出身分並不是一個好的作法。但我還是想說,做為一個台灣人,我絕不脫口說出「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這句話,不管其他台灣人怎麼想或怎麼做,但這是我對我所摯愛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盡到的棉薄之力。

2019.08.15

(本文原載「方遠北杯講看麥」Facebook專頁

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

文/張方遠

香港的情勢令人惴惴不安,在台灣看更是如此。二零一四年太陽花運動的陰影非但沒有消去,反而在國際情勢變遷的催化下,以更為猛烈的形式在香港「擴大再生產」。而真正令人憂心的,是港台兩地高度「單向度社會」看待香港示威的視角,既無助於香港的穩定,更助長「黑衣霸權」的形成,使得香港社會陷入更為撕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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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代表人物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一九六零年代提出「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之說,指在現代發達工業社會之中,人們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到社會壓抑,失去了對於既存體制的批判和反省態度。

弔詭之處在於,無論是當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還是香港正在發生的示威抗爭,參與者以批判的姿態揭竿而起,甚至喊出「革命」的口號,然而卻是在港台原有的冷戰意識形態這一「政治正確」之下,鞏固深化了原本的「單向度」狀態,恰恰是對於成形中的新世界秩序的一種反撲。這一點從傳媒的報道,以及港台示威者「惺惺相惜」的口吻,就看得相當清楚。

港人起先組織反對《逃犯條例》示威遊行,上街人數創新高,以和平的方式表達焦慮和不滿,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足夠的底氣和動能,進一步促成港府治理能力的完善,甚至是香港社會的有效變革。在林鄭道歉並宣布修例「壽終正寢」後,示威者的主張與輿論迅速被導向「五大訴求」,近期更是直接聲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運動遍地開花的情形下,激進的黑衣暴力被「市民」的身分外衣所掩護,衝突不斷升級,警民對立也越來越嚴重。

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就是一個轉折點,香港彷彿一夕倒退到叢林時代的以暴制暴。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應該受到譴責與批評,白衣人士的行徑,當然不應該得到任何開脫藉口。但是,如果對於白衣暴力的批評,僅僅只是為了合理化黑衣人的暴力,這就是一種雙重標準、顛倒是非的理盲。

這一段時間以來,最為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同樣是使用暴力,挑釁在先的人卻不斷發起一波又一波的示威,不准別人說他們是暴徒,不准別人說他們使用了暴力,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跳出來美化為「手無寸鐵」、「無任何衝擊行為」

問題在於,暴力的界定不該被政治立場所綁架。不能說和自己意識形態相同的就是「義行」,以民主之名的就是「義行」,揮舞英美國旗和港獨旗的就是「義行」,挑戰國家政權的就是「義行」,而與之相反的才是「暴力」。

此前黑衣人以暴力形式攻入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噴黑國名與區徽;在衝擊中聯辦時,將國徽作為攻擊標的,還在外牆上塗寫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辱罵字眼。一些被黑衣人認定「有問題」的路人、司機同樣遭到暴力攻擊,還發生了圍毆警察、圍堵老人等情形,更別說全副武裝的黑衣人所準備的磚頭、削尖傘架、鐵枝棍棒、弓箭、彈弓,以及四處縱火等等,具有相當的針對性與攻擊性。

當這些黑衣人被港台社會無差別視為「市民」,當穿著黃背心的記者把鏡頭僅僅對準警方,當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公然講出「有時候暴力或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得到掌聲,當教育工作者在網上詛咒警察的小孩……正是這樣不問是非、全然從意識形態出發的價值判斷,遮蔽了香港任何一切可能溝通對話、解決問題的空間,從而讓社會越來越撕裂、彼此越來越失去信任,從而令兩極的暴力不斷升級。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件話至今歷久不衰,但「今日台灣、明日香港」或許更貼近事實。當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還歷歷在目,幾乎所有的討論都是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反對程序黑箱迅速轉化為反共抗中,把反對者全部打為非我族類,在「覺青專政」下,沒有人敢表達不同意見。運動中也公然打出「支那賤畜」這種右翼法西斯的口號,刻意挑動社會的排外情緒;立法院外牆也噴上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卻又要從屬於國家機器的警察只能乖乖扮演人民保母的角色。

這一切在民主與反中的大旗下得到了默許、肯定、讚揚,當時帶頭的「領袖」們不僅沒有付出代價,還因此堂而皇之走進傳統藍綠政治殿堂,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拉下國民黨只是為了民進黨上台鋪路,這場令社會大傷元氣的運動不只沒有讓社會往進步的方向踏出腳步,反而是為既有的政治體制和格局增磚添瓦。

與此同時,社會縱容出了「覺青霸權」,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取代是非黑白做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今天台灣社會的兩極撕裂、世代對立,以及被覺青視為「亡國元兇」、不可理喻的「韓粉」,其實正是被他們親手製造出來的必然結果。

台灣支持實乃虛情假意

香港示威不斷延燒,台灣民進黨政府屢次表明支持香港爭取民主人權,事實上體現了自身的偽善。拒馬圍城、國安修法、網路監控等等,不要忘了蔡英文政府如何對待反對意見。綠營把香港當選舉籌碼,藍營把香港當反共口實,藍綠對香港的關切不過都是虛情假意。

至於港台兩地社會,例如港人在台登報宣傳「保衛台灣、重奪香港」,或台人在網上留言「香港加油、萬事小心」,儘管這種情感有其歷史根源,也有同情弱者的自然傾向,但在現實中的效果卻只有火上加油,讓一些充滿熱情理想的香港青年,在看不清楚當前形勢與後果的情況下,淪為暴力分子的犧牲砲灰。

香港政經結構確實積弊已深,病因相當複雜,但內部矛盾不該被引導為敵我矛盾。任何的批判反省都應該奠基在對於現實前提的清楚認知之上,才可能找出具體可行的行動綱領。從台灣的經驗來看,如果只是利用群情激憤而操弄衝突,結果就是讓意識形態遮蔽了良知與良心,把市民推向危險邊緣,最後被政客一舉收割,同時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馬前卒。

回歸22年後的香港走到了新十字路口,考驗著群眾能否自覺和覺醒,打破「單向度」社會的困境,以真正的主體性為香港找尋長治久安之道。

(本文原載香港《亞洲週刊》2019年8月18日,第33卷32期;刊出時內文有所刪修,標題調整為〈單向度社會為撕裂火上加油〉。以上為原題原文。)

丘成桐: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方遠按:7月26日一位老人在香港機場被示威者圍堵,一度傳出當事人是蜚譽國際的數學家丘成桐。丘成桐教授隔天澄清非其本人,但他也質疑示威者:「這是他們心目中要保護的自由和人權?」以下全文轉載丘成桐教授寫於2013年的一篇舊文,當時陸港矛盾越演越烈,港獨人士在街頭舉起了英國國旗和港英旗,丘成桐教授感到非常不解。這位自幼在香港定居成長、曾獲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和「沃爾夫數學獎」的數學家(他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從歷史的反省從而提出了這樣的正義呼籲:「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文/丘成桐

新的一年要來了,《明報月刊》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本來不想動筆,工作實在太忙了。但是在飛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點時間,就寫了下面這篇隨想。

丘成桐教授

丘成桐教授

從無知到強大

二○一二年,中共剛好完成「十八大」會議,選出了一批新的領袖。新政府執政的第一步就提出反腐反貪,真是振奮人心。百多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使中國割讓香港,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恥辱。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則徐、曾國藩和之後的滿清大臣,以至國民政府都想改革維新,然而始終不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官商勾結,官員腐敗貪婪。

我常常想,中國當時不乏有識之士,都是社會的領袖分子,為何沒有辦法將局面扭轉過來?我想除了官員腐化問題之外,還有大部分老百姓和官員的知識水平不夠,只看到眼前的利害關係,沒有長遠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國的船堅炮利,一方面無知,例如迷信風水、拆毀對國家經濟有重要貢獻的新建鐵路、發起義和拳以為赤手空拳可以對付洋槍洋炮等。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復仇的,也不乏混水摸魚的。當時很多學者還是拒絕西洋文化,只願意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視基本科學的重要性。不過,在長期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雖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國的幫助,經濟上卻與先進國家漸漸靠攏,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最為欣喜的事情。

強迫中大行三年制的歲月

我在香港長大,看着香港的親戚朋友們的打拼奮鬥精神,使我極為佩服,香港居民來自五湖四海,有農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學者,我們在五○至七○年代二十多年間培養出來的學者不遜於任何地方。香港經濟的崛起,也成為東方的奇迹。我們香港人以此為傲,我們一方面倚靠祖國的供應,一方面也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居民處處仰賴着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親眼看着港督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六○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着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回歸後的失望

九七年回歸時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

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

香港回歸時,電台訪問我,問我期望什麼,我說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學,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有人問,今日城中,是誰家天下?有人說是地產商,有人說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則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幫忙,在民間,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事實上,我們經濟文化處處祈求中央大力支持,無復當年殖民地時的打拼精神。不求實業,但求地產,而大部分居民則蝸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間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產商奉獻。學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國院士為榮,科研目標變得次要,高科技產業更無從談起。

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年輕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

我們的孩子

無論做事、行軍、做研究,我們都講究士氣,可是在今日媒體的宣傳下,我們可以說是在消磨士氣。長此以往,不單是我們憧憬的偉大城市不能實現,甚至會淪為第二流城市。

畢竟香港還是一個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揚眉吐氣,我希望香港人能夠群策群力去創業,即使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如理想,我們還是應該給它一個機會,我也希望年輕學子踏踏實實地學習,在世界學術上佔一席地位,沒有文化學術的城市,絕對不配稱為偉大。現在香港的條件比我們從前好得多,不應該灰心,記得六年前我介紹霍金到香港訪問,由鄭紹遠兄在香港科技大學主持,香港人反應熱烈,可謂盛況一時。這十年來,陳啟宗先生和我發起恆隆數學獎,鼓勵中學生參加一些有意義而又需要思考的創新活動,我們的孩子們也真的不負所望,他們的成果並不遜於全世界最好的中學生。他們好奇、肯學習、敢創新。有這些能幹而有熱情的年輕人做基礎,我希望香港能夠迅速重振當年的雄風。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陳列了從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這大炮有着我們廣東人守衛國土將士的血迹,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威海與艦俱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難道我們香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家犧牲的英勇事迹嗎?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美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眾。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敬意。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本文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13年2月號。)

收購粉專的準戰爭「假新聞」

近來有關大陸收購台灣臉書粉專的消息甚囂塵上,蔡英文藉著「言論自由日」來拔高「辣台妹」的名望,稱「收購粉專、培養網紅、傳遞假消息,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侵蝕我們所擁有的自由」;綠營在網路上的附隨組織更高聲附和,「幫高調!台灣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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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不是在危言聳聽,往往就是在危言聳聽。這些內容宣稱大陸用新台幣1000至1500元不等在收購台灣臉書粉專,且跳出來說自己「中獎」的粉專,清一色都是親綠台獨的頁面。問題在於,指控得震天價響,但沒人能證明這波「收購潮」來自於「萬惡中共」,這樣的作法不就等於蔡英文帶頭在散布「假新聞」嗎?

長期以來,中共在台灣被妖魔化,台灣政客最好的「替罪羊」就是中共。還記得當年政論節目那句風行一時的台詞嗎?「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沒錯,對民進黨來說,執政只要做到一件事:就是讓台灣人相信「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辣台妹」就能成功讓一票人變成「辣台派」的腦粉,何樂而不為?

現在的中共或許滿臉問號,覺得自己莫名躺槍。對中共來說,解決台灣問題已經與民族復興的進程完全綁在一起,今年初的習五條,就是一篇啟動實質統一的宣言。中共要的是融合發展,白話來說,就是把台灣人吸納進自己的體系之中,讓兩岸從生活共同體轉化為命運共同體。以目前兩岸的現實來看,中國大陸採取好整以暇的態度面對兩岸統一。

因此,渲染大陸收購粉專之類的傳言,顯然是有心人士利用台灣社會不懂中共、恐懼統一的普遍心理,精心操作的一齣戲碼。而且這幫「有心人士」,也聽不懂習近平年初說的那番話,中共就是要把台獨邊緣化,已經把台獨定位為外部勢力干涉下的「非中國人」了,又何須再編列預算去收購台獨粉專呢?

由此衍生出另一個問題,操作這類不合常理的訊息,誰能得利?聲勢低迷、陷入苦戰的民進黨,要想在2020年奮力一搏,唯一一條路,就是把台灣拉回冷戰時期,製造出民主台灣對抗共產中國的壁壘氛圍,既能鞏固領導中心,又能團結抗共。

炒作大陸收購粉專,只是這盤棋局的一小步。過去大喊「媒體壟斷」的學者,以及去砍蔣介石銅像的覺青們,如今又全員出動,正義凜然地打出「閱聽自由」、「抵制假新聞」的旗幟,搬出神壇之上的鄭南榕,重新定義「言論自由」:摀上別人的嘴,才能捍衛我的言論自由。

這個靠著反對白色恐怖、主張言論自由起家的政黨,現在為了怕丟掉政權,把不利於己的消息全然打為「假新聞」,甚至要修法限縮言論自由邊界,祭出當年「為匪宣傳」大帽。墮落至此,令人嘆為觀止。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9-04-16

台獨拿西藏恐嚇台灣人

過去台獨綠營總愛批評大陸恐嚇台灣人,說支持台獨就會引來戰爭,老把「台灣人不是嚇大的」掛在嘴邊。現在這張「恐嚇牌」,民進黨恐怕玩得更爐火純青。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領表參選,他說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和西藏。祕書長羅文嘉也搬出新疆和西藏,說不要對任何獨裁政權存有任何幻想,「和平協議不會換來和平,換來的是屠殺與鎮壓」。台北市議會裡的大綠小綠議員,成立了「西藏連線」,宣稱聲援西藏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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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花以來,台灣時而變香港,時而變新疆,時而變西藏。除了描繪成人間煉獄般的末日景象之外,沒人願意說清楚歷史與實情到底是什麼。過去國民黨說大陸是沒有太陽的地方,現在民進黨說大陸是沒有人權的地方,長年以來去歷史、去脈絡、去政治,製造台灣人對統一的恐懼。

恐嚇,不只是威逼利誘,還包括了更高段的扭曲歷史。台獨的「附隨組織」們,在網路散布成堆令人戰慄的懶人包,稱中共在香港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在新疆建再教育營消滅維族文化,撕毀西藏《十七條協議》血腥鎮壓。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說中共不可信。

但他們沒有說的,是香港既已回歸,是中國香港,不是英國香港,該遵守的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這紙歷史文件。他們沒有說的,是新疆再教育營之外,「再伊斯蘭化」與宗教極端主義在當地如何「迫害人權」。他們沒有說的,是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政教合一制度如何禁錮底層藏民的心靈與自由。

歷史與普世價值對台獨來說,就是服膺於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可以信意解釋,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都能站在殖民者立場,去肯定日本殖民統治了,當然也可以站在特權階級的立場,去合理化西藏農奴制,鸚鵡學舌跟著喊「抗暴」。

獨派展現出來的義憤填膺、高舉的人權大旗,或許多少是真心的,畢竟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就是如此。但他們更為在意的,其實是和港獨組建的「五獨」圖謀抱團取暖、如何「砥礪前行」。

台灣就是台灣,不會是香港新疆西藏。恐嚇雖然可能一時有效,但遮掩不住獨派綠營操弄反共仇中情緒的政治意圖。台灣該做的,不是去渲染恐懼,而是應該直面兩岸分治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要先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才是和平的最大保障。

至於兩岸的未來路向何方,台灣與大陸互為主體關係,台灣人當然也有主導權與發言權。獨派綠營要繼續恐嚇、唱衰台灣,老是搬出香港新疆西藏來說事,事實上只反映出一件事,他們才是真正失去了主體性,失去歷史良知,自甘為西方掣肘中國的奴隸。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9-04-02

「中國台灣麵包師」──台灣人,有什麼好崩潰的?

先說,我沒吃過吳寶春麵包,我不愛歐式麵包。

吳寶春這檔事,我覺得滿扯的,倒也不是吳寶春態度變來變去很扯,而是覺得那些為此感到憤怒、感到崩潰的台灣人很扯。

吳寶春聲明全文

吳寶春聲明全文

首先,他說自己是「中國台灣的麵包師」,台灣人覺得他跟其他藝人一樣,是在大陸的政治壓力下的表態。或許是。但那個壓力肯定不是來自於官方,而是民間,跟台灣動不動就搬出來的「民意」一樣是民意。

其次,說他為了利益、為了賺錢,而說自己是中國人。或許是。但這種說法的前提是,全台灣的人都支持台獨了,沒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才會覺得「中國人」三個字一定跟大陸有什麼錢權關係。

等台灣共和國哪天真的成立了,你再跟我說這個前提是對的吧。

第三,難道吳寶春在貼出聲明之前,沒有想過在這個「逢中必反」=「政治正確」的寶島上,會遭到排山倒海的批評嗎?正常人都應該會想到。但為什麼他還是要這麼做?

之前一大堆因為表態自己是中國人的藝人商人,被台灣罵得要死,結果他們真的死了嗎?並沒有。反而越來越多人跳出來表態,只是說法不一樣罷了。

台灣繼續罵,罵得越難聽,還是有人會出來說「我是中國人」。你說他是為了賺錢、被迫的,或者說這些人沒節操,或者他們真的打從骨子裡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說什麼都好,這都是他們的選擇,台灣不是整天說自由民主嗎?蔡英文不是說不要為了認同而道歉嗎?

吳寶春「中國台灣」說引軒然大波,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右)陪同吳寶春召開記者會說明(網路圖片)

吳寶春「中國台灣」說引軒然大波,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右)陪同吳寶春召開記者會說明(網路圖片)

最後,前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跳出來,說吳寶春不配當「台灣之光」。但你自己可以當官前「環保鬥士」、當官後「燃煤推手」,別人就不能去大陸賣麵包?更何況吳寶春說過自己是「台灣之光」嗎?

什麼「台灣之光」之類的,這也是台灣給他們硬貼上去的標籤、硬戴上去的帽子,然後自己以為「台灣之光」就等於「台獨之光」,硬塞給他們這樣那樣各種莫名的政治期待,最後才發現這些「台灣之光」跟你想的並不一樣。吳寶春如此,陳樹菊也是如此。

「台灣之光」變「中國台灣之光」,怪誰?有什麼好崩潰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悼念王仲孚老師

2018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73周年。這一天晚上一如往常,在客廳沙發上信手滑著臉書,無意間看到《海峽評論》編後記:「從李登輝主政時即積極投入反皇民化歷史課綱的王仲孚教授去世了,我們致以沉痛的哀悼」,短短兩行字,心情從難以置信慢慢轉化為無以言喻的哀傷。

筆者與王仲孚老師合影

筆者與王仲孚老師合影

認識王仲孚老師快要十年了,我沒有實際坐在課堂裡上過他的課,相較於他的故舊門生來說,十年稱不上多久。但是對我來說,這位白髮蒼蒼,講起話來中氣十足又風趣橫生的老學者,始終有種親切又令人敬仰之感。

知道王仲孚老師的大名,遠早於認識他之前,高中時代所讀歷史課本第一冊就是由他所主編,當時總覺得這個版本的中國史很深難。我們「七年級」前段班這一代,經歷了歷史記憶與認同巨大轉折的時期,小學讀的還是國立編譯館統編本教科書,課文還學過蔣公看魚逆流而上;國中則是學李登輝與杜正勝聯手打造的《認識台灣》,裡面不只教授了台灣人的悲情意識,課文裡更是直接寫了「台灣魂」;高中的時候變成「一綱多本」,但已是同心圓史觀,台灣史不再是中國史。

我們這一代,搭上國民黨黨國教育末班車,小時候多少自認是中國人;接著趕上了台獨黨國教育的早班車,從「日據」變「日治」,從「光復」變「戰後」,開始拒絕中國人身分。

到了大學時代,在懵懵懂懂的情況下選修了王曉波老師的「台灣人與台灣意識」,透過一堂堂台灣抗日與左翼地下史的「補課」,痛苦地產生了「我們是誰」的困惑。後來回過頭去看自己在中小學時期所受的歷史教育,結合當政者意識形態建構工程這條脈絡來檢視,所謂「天然獨」究竟有多「天然」,一目瞭然。在這個摸索的過程中,某天在二手書店發現了一本紅色封面,由台灣史研究會出版發行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參考文件》,主編者就是王仲孚與王曉波兩位老師;後來按著這條線索,又找到王仲孚老師另一本重要著作《台灣中學歷史教育的大變動》來閱讀。

王仲孚老師關於台灣中學歷史教育兩本著作(張方遠攝)

王仲孚老師關於台灣中學歷史教育兩本著作(張方遠攝)

1997年我還在讀小學,後來才知道那一年台灣社會與學界掀起了對於《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大論戰,當時跳出來反對李登輝與杜正勝蠻幹的戰將之一就是王仲孚老師,當然,還包括了已故的陳映真等人。

一直到2009年,因緣際會下列席了《海峽評論》編委會,也第一次見到了久仰的王仲孚老師。也就是在這個時間點前後,我的思想認同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這樣,說來奇妙,一位受《認識台灣》教育成長的後輩,後來跟勇敢與《認識台灣》分離主義史觀鬥爭的王仲孚老師走在了一起。2013年我編輯了《高中歷史課綱烽火錄》,後來又在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承辦批判去中國化史觀的座談會,也邀請老師出席,心中都希望能為王老師開闢的戰場多少貢獻微不足道的棉薄之力。

2010年,辛亥百年前一年,我受中華基金會之託針對歷史教育等議題專訪了王仲孚老師,因此有了更深入的接觸交往。在書法文字畫造詣極深的王老師,陸續贈送了幾幅作品給我,包括了「人間正道是滄桑」,以及出自於《尚書.盤庚篇》的「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等。

王仲孚老師贈字「人間正道是滄桑」(張方遠攝)

王仲孚老師贈字「人間正道是滄桑」(張方遠攝)

曾經聽說過王老師待學生有嚴厲的一面,但我感受到的始終是他不遺餘力提攜與鼓舞後輩。他曾經送我金文寫成的兩個馬字,他說:「前一隻要自許自己,勇往直前、一路領先!後一隻像其他人,本應該多數, 畫不下,以一隻作代表。如果人生是競爭的,真正的競爭者也就是一、二人而已。如不以『競爭觀』看待,則人生不能孤單,要與志同道合者一同勇往直前!藝術是一種感受。」

後來老師贈我《如斯集》一書,他特別在扉頁親寫了梁啟超而立之年感時詩,藉此提醒我:「韶華易逝,歲月如流,不可不勉!」

王仲孚老師在《如斯集》扉頁題字相贈(張方遠攝)

王仲孚老師在《如斯集》扉頁題字相贈(張方遠攝)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王老師相當幽默,我也不例外。他在不少作品都會蓋上「乾隆未覽之寶」印章,我還記得他第一次跟我介紹時津津樂道的神情。在他留下大量的短文中,也能看到他如何嬉笑怒罵點評時政。

王仲孚老師的「乾隆未覽之寶」印章(張方遠攝)

王仲孚老師的「乾隆未覽之寶」印章(張方遠攝)

然而在老師開朗樂觀性格的背後,卻承載了近代中國的苦難。他是從戰爭走出來的人,親歷了日本侵華與國共內戰,與家人來台後定居於台中偏鄉,在艱困的環境中苦學有成,家國的滄桑鍛造了他堅定不移的愛國之心。現在一些人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與認同都是「建構」出來的,但我想王老師肯定無法茍同,因為這對他而言不只是歷史,更是活生生的現實。在追思會上,王仲孚老師的公子用六個字總結了他的一生:愛國家、愛民族。

王仲孚老師2010年在七七抗戰紀念演講會上發言,左為王曉波教授,右為時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張方遠攝)

王仲孚老師2010年在七七抗戰紀念演講會上發言,左為王曉波教授,右為時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張方遠攝)

我想起了王仲孚老師驟逝後不久,王曉波老師給我的一封信:「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作為一個苦難中國的愛國浪子,已見中華復興在望,且又病逝當年出走的原鄉,亦可瞑目矣。」深以為然。

悼念敬愛的王仲孚老師。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336期,2018年12月號

助日代表何止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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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灣旅客因風災遭困日本關西機場,我駐日單位第一時間未妥善提供援助,駐日代表謝長廷還在臉書質疑中國大陸協調專車接送是「假新聞」,因而被網友封為「助日代表」。不久後即傳出日本右翼團體「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派代表藤井實彥來台侵門踏戶,不只「質問」慰安婦的史實,還惡毒地踹了銅像一腳。

外交部第一時間不是譴責此舉,而是呼籲各界「和平理性」;其後召開記者會,又搬出「台日友好」大帽子,希望相關「個案」可以平順處理。再往前追溯,當時台南立起慰安婦銅像,先是引起日方關切,表示「極其遺憾」,接著謝長廷在臉書發文聲稱銅像有「擴大台日矛盾對立」之嫌。高高舉起「轉型正義」大纛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日本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歷史正義問題時,總是先把責任歸咎到台灣社會內部,彷彿日本才是受害者。

或許有人認為藤井實彥踹腳之舉,只是日本右翼的單方面行為,不等於日本全面。不過應該追問的是,為何對戰爭侵略毫無反省的右翼分子,可以在台日之間大行其道?這恐怕不能簡單用社會自由多元就能含混帶過。主因在於戰後日本的「永續敗戰」體制,始終不願直面過去的侵略與殖民責任。而在台灣更為嚴重的癥結是,台灣政客為了維持自身在反中格局裡的既得利益,始終標榜「台日友好」,甚至不惜扭曲殖民統治的歷史與本質,只為求得日本的關愛。

諷刺的是,在台日友好幻象的建構過程中,台灣政府同時高舉「台灣主體性」與「台灣尊嚴」,不斷指責中國大陸「矮化台灣」。如果堅持主體性的前提是對等,那麼台灣在日本面前有追求過對等嗎?事實上,台日友好卻是以「自我矮化」為前提,不但沒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反而轉向站在日本的立場,造成的結果就是日本看破台灣手腳,同時加深社會內部「自我殖民」的畸形心態。

日本右翼之所以如此狂妄,踐踏台灣人的尊嚴,放到歷史的脈絡來看,日據時期台灣產了不少「三腳仔」,光復之後又用日本戰犯組織白團「保衛台灣」,如今還有數之不盡的「助日代表」。

孟子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不是中華文化封建遺毒,而是待人接物基本道理。如果政府遇事就要拿出「台日友好」來堵住內部批評聲音,永遠別奢望能從日本身上換取任何的對等與尊嚴,只會在顛倒歷史是非的荒謬循環中,出現更多的藤井實彥。

習近平在東方經濟論壇當面要求安倍妥善處理歷史與台灣問題,安倍承諾:「在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日方立場沒有任何變化」。沉浸在台日友好美夢的台灣助日代表們,能做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