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大愛台《智子之心》的爭議，有一種論調逐漸浮上檯面，甚至蔚為主流。即主張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所以當時台灣人視日本為祖國也是天經地義的。

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一廂情願把當前的認同想像硬套在歷史上。日本人確實在台灣推行「同化」與「皇民化」運動，但前提正是因為日本人並未把台灣人當成日本人，才需要把台灣人改造為歸附的「皇國臣民」。從教育的民族差別政策來看，日殖時期日本小孩讀「小學校」，台灣小孩讀「公學校」，也說明了台灣雖是日本領土構成部分，但兩者並不能劃上等號。

也有人說，在法律意義上，當時的台灣人就是日本人。問題在於，殖民地人民適用的是殖民地特別法，不能適用日本（內地）的憲法與國內法；且在法律用語上，殖民地人民稱為「外地人」，以區別於日本本國人的「內地人」。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稱日本人為「內地人」，台灣人為「本島人」，原因也是在於日本人從沒把殖民地台灣人當做是日本人。

很多經歷過日殖時期的台灣長輩，都曾回憶當年被日本人辱罵為「清國奴」的屈侮，殖民地台灣人從來不是日本國民。今天的台灣人卻要說日殖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這不就是「自甘為奴」的邏輯嗎？

另一方面，先前台灣興起「灣生」熱潮，稱灣生見證了台日情誼。但是日本戰敗後，「灣生」從台灣回到日本，卻在日本本土受盡歧視，被貼上「引揚者」（遣返者）的標籤，才會對故鄉台灣產生複雜的情愫。當時連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都不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了，更何況是殖民地台灣人。

「殖民地」的本質不該被去脈絡、去歷史的中性化，台灣人只是日本人對外擴張的工具，同化就是戰爭總動員的前奏，把台灣人送上戰場「為天皇盡忠」。在此殖民地性格之下，才會催生出蔡培火所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個既本土又素樸的「台灣意識」，揉雜了民族意識與反殖精神，體現了殖民地台灣人並不認同自己是與日本內地一致的日本人。

回歸前後的香港人，除了少數極端的港獨龍獅旗追隨者之外，本土意識再高漲，也不會說自己是「英國人」。當前台灣在反中情緒下，瀰漫著美好浪漫的「（日本）國境之南」想像，但當年的「殖民地台灣人」也不會因此順理成章變成「日本人」。把殖民地台灣人等同於日本人，那麼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戰爭、侵略與殖民罪行，是不是也該負起相同的責任，並受到應有的清算呢？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177期，2018年6月6日出刊）

11月4-5日台北舉行了《陳映真全集》發表會暨第一屆陳映真思想研討會，海峽兩岸不同世代的讀者與學者共聚一堂，分享探討陳映真作品的影響與精神。在陳映真被兩岸定型的當下，大陸以「愛國」推崇他，台灣以「統派」拒絕他，這一場會議重新求索陳映真多樣、豐富、批判的思想世界，將「鞭子與提燈」從後街之中再度引領而出，振奮人心。

陳映真這一位從台灣土地生長出來的作家，自萬馬齊喑的1960年代開始，就把自己的靈魂鑲嵌進社會主義，關懷的視野遍及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以及同為霸權宰制的第三世界。

但他不僅僅是作家、小說家，此次出版的《全集》共450萬字、820篇、23卷，單就這個文字勞動的數量而言，他更是一位將文字做為批判武器的實踐者與戰鬥者。陳映真的作品反映了台灣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畸型與荒謬，同時更深入地走進幽藏在台灣人民心靈中難言且難解的歷史糾結，寂寞卻又冷靜地直指這些矛盾必須放進台灣社會性質與資本主義體系之中才能加以理解。如同他說：「1950年以來，台灣的歷史學界、社會科學界和文藝界，長期受到美國意識形態的洗腦，對於台灣戰後充滿了歪曲、謊言、恐怖和暴力的歷史毫無批判的研究與創作能力，從而在四十年間，為美國塗脂抹粉，把美帝國主義妝扮成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推進者、守護者」，只有真誠地直面台灣「新殖民地」的本質，才可能擺脫冷戰與內戰結構帶給人民的桎梏，從而跨越種種人為的壁壘鴻溝。

陳映真痛苦於兩岸之間的「近親憎惡」，正是因為他深知祖國不只是祖國，祖國所象徵的苦艱，是「不屑於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陳映真與他的綠島前輩們都明言，不可能透過資本的力量來化解兩岸的政治對抗，以及人民的相互隔閡，一旦將台灣歷史特殊性從民族分斷與中國近代史範疇內抽離開來，便難以迎來兩岸真正的正常化。

以人道主義來化約陳映真的關懷，恐怕過於狹隘，因為在他一生的作品與實踐中，無不直指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1987年陳映真即指出：「台灣的工人階級不能再繼續做這種不合理、不被賞識和感謝的犧牲。台灣的工人階級應該團結起來，堅強有力地要求他在台灣社會中遠比應得的還要少一些的權利和利益」，30年後的今天，面對史上最糟的《勞基法》改惡，整體社會處境的倒退，陳映真的警惕無疑是雷鳴黃鐘。

1991年陳映真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文章也扼腕於大陸「已經不知不覺地失去了第三世界的視野」，「逐漸失去了與世界窮人同舟一命的認識」。做為崛起中的大國，以民族再復興為己任的中國人，包括正馳騁於大陸名利場的台灣青年，都應該從陳映真的作品中獲得進步的啟發。

《陳映真全集》鴻篇巨帙，是他熱烈戰鬥的成果，為兩岸中國人留下了牢固的思想磐石，以陳映真的思考為線索前行，兩岸之間迎來豐收的季節指日可待。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7年11月18日；刊出時略有刪修，以上為原文。）

文／本刊特約撰稿 張鈞凱

11月25日中國作家協會網站刊載了一則訃告：「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台灣同胞的傑出代表，著名文學家，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原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陳映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11月22日14時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陳映真，本名陳永善，1937年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是2010年第一批加入作協的台灣會員之一。陳映真在一次訪談中說過：「我最感到快樂的還是創作」，在他整整臥病十年之後離開人世，作協在訃告首句對他的讚譽「忠誠的愛國主義者」，正體現了作家豐富而又強健的戰鬥一生。

魯迅的作品啟發了陳映真對於文學的興趣，同時觸動了他對於祖國深切的關懷與熱愛。如同魯迅為後人留下了獨特的創作與雜文等作品形式，陳映真的創作不僅有廣為人知的小說，還包括了報告文學、詩作、劇本、翻譯、評論與手繪插畫，「作家」這個稱謂恐怕不太能夠撐起陳映真思想的深邃、複雜與多樣。

寫作小說的陳映真

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專研陳映真，他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陳映真反對自己民族的創作者對於外來思潮「照訂單出貨」，而應該主要從自己民族的作家作品中汲取養分，逐漸成長。對陳映真而言，這一條路線承繼自中國193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書寫，如同1977年他的一篇講稿題名《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即傳達了他的寫作信仰。

陳映真所豎立起的現實主義大旗，早於鄉土文學論戰，1959年第一篇發表的小說《麵攤》雖然憂鬱，但仍充滿著對於市井小民的濃烈關懷。他早期的小說經常被評價為「蒼白」或「憂悒」，他所聚焦的小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樣態，卻無不衝擊著當時的知識青年，從而開始反省瀰漫在空氣中的思想氛圍。戰後台灣新生世代在這個階段步入大學校園，面臨著政治高壓所帶來的沉默與噤聲，陳映真的作品成為他們尋找思想出路的文學路徑，鄭鴻生在《青春之歌》中即強調了陳映真的作品對於他們這一代學生的召喚。就在陳映真過世消息傳開的當天，當年從台灣負笈美國並投入保釣運動浪潮、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的吳國禎老師，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不忘七十年代海外保釣時期，映真的小說等是大家學習的讀物」，也說明了陳映真的作品發揮了時代引路人的重要角色。

因此，陳映真的現實主義路線，不只是一種創作表現形式的選擇，而可以理解為是他介入時代現實的積極企圖，比如早期的小說就是對於當時大行其道的存在主義與邏輯實證論的批判，甚至是抵抗。早在《忠孝公園》之前，1964年發表的《將軍族》已經觸碰了島嶼上敏感的省籍問題，提醒著讀者其中複雜的歷史交纏，是島民必然要超克的心理瘡疤，同樣表明了現實主義之於陳映真，是文學走入人民、面向社會的方法。

陳映真自言，1975年是他創作歷程中的關鍵轉折。1970年代是台灣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期，台灣社會與勞動大眾也都被捲進翻天覆地的變動之中，宋澤萊的《打牛湳村》就是一個典型，描繪了台灣農村走向破敗的圖景。陳映真的獄中經歷促使他的作品立場更為鮮明，《夜行貨車》（1978年）、《上班族的一日》（1978年）、《雲》（1980年）與《萬商帝君》（1982年）等四篇構成「華盛頓大樓系列」，將火力集中到控訴跨國公司所帶來的壓迫。其中所展現出來的視野並不侷限在島上，如同姚一葦先生所評價的，陳映真努力地「揭示在那美麗外衣內的猙獰本質」，直面「屬於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

接續的另外一個以上世紀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為主題的系列，包括了《鈴鐺花》（1983年）、《山路》（1983年）與《趙南棟》（1987年），陳映真在《後街》一文中如此詮釋：「把當代人民克服民族內戰、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台灣地下黨的歷史加以文學化的營為」。而作品本身所蘊藏的內涵或許不僅於此，例如《山路》裡著名的「蔡千惠提問」，就透露出作者本身循著歷史脈絡，將台灣內化進整個中國近現代的進程洪流之中，從而將自身經歷、所思所憂、現實發展等交織為看似創作卻又無比真實的字裡行間。

如此深沉的歷史思考，無不交雜著他的孤獨、痛苦與憤怒，當然還有理想與信仰所合力出來的意識形態搏鬥。陳映真唯一的報告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4年），其中表現出了他對於前輩與同志的不捨：「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如果進一步聯想到《山路》裡蔡千惠最後的呼喊：「請硬朗地戰鬥去罷」，就拼湊出了陳映真奮鬥不懈的信念：光明必將戰勝黑暗，正如同他的前輩們所堅信的──「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歌》）。也預示著陳映真在發表《趙南棟》之後，停下小說的創作長達12年之久，投入了更為尖銳的另外一個戰場。

小說之外的陳映真

陳映真自言：「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他也說，「文學是思想意識型態的宣傳」，這兩段對於文學並不矛盾的解讀，一方面說明了他以文學為方法，貼近現實、站穩立場；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的文學載體並不以小說為唯一形式。

現實主義的現代詩，是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參閱陳映真：《試論施善繼的詩》）。2002年陳映真感於台灣工人深受打壓的處境，根據真人真事寫下他唯一詩作《工人邱惠珍》，體現了他一貫的底層視角，揭開社會的虛偽，堅守社會正義的追求。他分別翻譯了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1996年），以及韓國牧師文益煥的詩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1989年），象徵著他對於第三世界與東亞兄弟的永續關懷。

1986年《人間》雜誌社與日本「事實劇場」合作，陳映真、高信疆、王墨林共同製作了報告劇《怒吼吧，花岡！》。1994年陳映真寫作了生平第一個劇本《春祭》，在「綠島夜曲文藝晚會」演出。儘管他說自己演出與觀看戲劇的生活十分貧乏，但是這兩部報告劇仍可看出陳映真通過戲劇以告慰歷史、向苦難同胞致敬的用心。

最後，借引陳映真中學同學岳宗的詩《致陳映真》（2002年）其中一段：

你屬於

整個民族

整個時代

如果歷史是夜空

你將是一永恆燦耀的星

這不單是謳歌，更是對這一位打開台灣左眼的愛國作家一生實踐的動人總結。

（本文原載《海南日報》，2016年11月28日，B4版）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這個篇名在腦海裡蘊釀已久，沒想到擱到了與陳映真送別之時才落實。

從陳映真2006年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講學期間中風算起，整整臥病了十年，也整整沉默了十年。這段日子，流言蜚語四起，有他過去在意識形態上的敵人片面宣稱已經和他「和解」了，也有台灣文學研究界的「大老」宣稱他被中國共產黨「軟禁」在北京。最常聽到的，就是很多人誤以為他早已經不在人世間了，比如9月底藍博洲在北大的講座上，一位聽眾起身提問，一開口即云：「陳映真雖然已經過世了……」。在他過世的消息傳到兩岸三地後，各種惡毒的傳言更是不絕於耳，台港媒體說他「客死他鄉」、「未能落葉歸根」，一位作家發文說「實際上他已經成為統戰的人質了」。

而這十年，恰恰是我思想變動最為劇烈的階段，從過去一個「忠黨愛國」、言必稱大陸為「共匪」的政治早熟者，開始反省、追索被政治與歷史迷霧所遮蔽的台灣左眼。這個過程無疑是痛苦的，等於是否定了自己過去所有的認識。還記得痛苦的開端，是讀大學後的某一天回到高中母校，一位老師關心起我的近況，隨後從他座位旁的書架上拿出1991年第一版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要我回去好好的閱讀。

現在回想起來，陳映真為《幌馬車之歌》所寫的序文〈美國帝國主義和台灣反共撲殺運動〉，應該是我讀到他的第一篇文章，「陳映真」這個名字也開始成為我的重點關注。後來我如饑似渴地到處蒐羅他的作品，除了已經輯結成套的十五卷本《陳映真作品集》與六卷本《陳映真小說集》（外加一卷《陳映真散文集》），我特別留意他分散在兩岸三地不同刊物上的雜文、評論文，以及他為不同作者所寫的序文。這些文章儘管主題不同，但內在的邏輯與脈絡卻是嚴謹而貫通的，促使世界觀正在變動中的我，不斷思考著自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的反抗、白色恐怖肅清對於當下的意義，同時也慢慢地體會怎麼通過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理解我們所處時代與環境的政經結構，當然還包括了外來的宰制力量，是如何制約著中國兩岸的前途與發展。

我從來沒有見過陳映真本人，但在思想轉折與成形的過程中，卻又無時無刻不感覺到陳映真以他敏銳而清晰的洞察力，在一旁不斷地推著我往前進。2012年《幌馬車之歌》在法律出版社出了大陸版（此前還有台海出版社的版本，但市面上流傳不多，少為人知），拿到書的第一時間，我驚訝地發現陳映真所寫的序文被拿掉了，書腰上反而多了梁文道與張鐵志等人掛名推薦。後來通過管道向出版社詢問此事，編輯的回覆是：「因為大陸讀者對陳映真並不熟悉，所以……」。我並無意給編輯找碴，也沒有資格與立場，這個提問大概反映了陳映真對我所產生的與日俱增的影響力。那位編輯的說法，也恰恰體現了兩岸之間思想的微妙變化，共用著某種拒斥歷史與反省的價值觀。

一個人所發揮的影響力，不僅僅來自於思想的巨大拉力，應該還包括了情感的積累與張力。我雖然沒有見過陳映真，但是一個又一個在陳映真摯友、「毒蘋果」詩人施善繼先生（我們都叫他施大哥）家裡客廳與餐廳暢聊的夜晚，話題除了作家、咖啡、同志與友人之外，施大哥總有意無意地提起他們一家與陳映真一家的來往，稀鬆平常的生活點滴，料理、藏書與唱片。看到他面露出的表情，我知道他又想念起了遠行的「陳大哥」。我們每次都在施大哥家裡蹭到午夜時分，但他總越來越起勁，彷彿他口中的「陳大哥」就坐在我們身邊。從他的言談中，也能感覺到他深深地企盼著有一天「陳大哥」還會回到中和，並按下他們家的電鈴。我想，我也是這樣在期待著。

今年4月陳明忠先生回憶錄《無悔》新書發表會在北京台灣會館舉行，會場上見到了久違的趙遐秋老師。在同行友人的引見下，終於第一次見到陳映真的夫人陳麗娜女士，我緊張到忘記開口問陳映真的近況，也忘了要求與她合照。印象深刻的是，陳夫人氣色很不錯，我在心裡也估量著陳映真一切安好。

大部分的人對陳映真的認識來自於小說。有的人認同他的文學，卻反對他的政治；有的人熱愛他的文學，卻避談他的政治。而我則與此相反，先廣泛地閱讀了他的政論文章，接著才連續讀了小說。如此的接近陳映真之路，絕非刻意的安排，而可能是順著思想轉折軌跡的自然前進吧。

2004年秋季林懷民《雲門舞集》公演《陳映真‧風景》前，陳映真為之寫下了「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我認為這段話背後的精神與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相通的，也就是文學要「為人民服務」。陳映真自己相當清楚，寫小說對於他的作用與意義絕對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的虛無飄渺。2004年他在接受香港《文學世紀》的訪談時即明言：「寫小說目的很簡單，就是宣傳，宣傳一整代足以譴責眼前犬儒主義世界的一代人。小說的藝術性就是為我的思想服務。我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意念先行的作家，我公開承認我是一個文學藝術的功利主義者，我公開認為文學是思想意識型態的宣傳，我並不以此為恥，問題是你寫得好不好」。

文學／小說是陳映真介入現實、雄辯其思想立場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就如同施善繼所說：「只選擇閱讀陳映真的小說，避拒他的文論，只有管窺難照全豹。可以唯讀魯迅的小說，而不碰觸他心力交瘁的巨量雜文？」（〈毒蘋果札記：冷箭〉，2011年7月9日）我也認同文學的力量容易讓人親近，但接受文字卻又拒絕思想，如何夸談對於作家的喜愛，又或只能矯情地說出「他的作品價值不應以政治歸屬和私人生活來評斷」之類的話，反而更加證明了陳映真的思想、政治與立場是不可能繞過去的大山。

我是文學門外漢，沒辦法套用高深的文學理論解讀陳映真的作品，更無力字字句句加以推敲。但是在閱讀陳映真小說過程中，所感受到他對於市井小民的深切關懷，以及對於跨國公司的有力控訴，都是難以忘懷的，啟發了讀者的階級視野。曾聽王曉波老師提過，1980年代中後期，有一次他與陳映真等人在他家頂樓討論了一整天，基於當時中國大陸的發展路線以及海外的情勢，台灣的社會運動應該要「左先於統」還是要「統先於左」，也就是應著重強調哪個目標來號召群眾，才能壯大成事。後來在林書揚與陳明忠等前輩的主張下，並舉「統」與「左」兩面大旗，也就有了工黨／勞動黨與中國統一聯盟的成立。（筆者註：這一段感謝王曉波老師與毛鑄倫老師的補充、指正。）將陳映真的政論與小說結合起來，其實就能明白「統」與「左」對於作為中國有機組成部分的台灣來說，必然是一致而互補的，解決民族統一以及台灣社會矛盾的問題，是在一組具有共生關係的命題，也就是林書揚先生所言：「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是包括陳映真在內的這條「統左／左統」路線，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思考所總結出來的政治抉擇。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無法以「作家」、「小說家」或「文學家」等頭銜為其概括，他就像他的同志一樣是一位義無反顧、理直氣壯的實踐者。他關心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老同學」參與了台北六張犁棄葬區的發掘，並寫下報導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以及劇本《春祭》。他關心台灣的工人，2002年台灣華隆紡織女工邱惠珍，為了抵抗官方與資方的聯手打壓，服農藥自殺，倒在工廠門口之前，陳映真聞訊後憤怒地寫下生前唯一一首詩作〈工人邱惠珍〉：「讓妳的死鞭打我們吧，斥責我們吧，教育我們吧，好叫我們變得更堅強、成材」。他關心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翻譯了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見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與您同在，我雖死猶生」。他關心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亞兄弟，翻譯了韓國牧師文益煥的詩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筋斗；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把壓迫者強加於我們的神話，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統統砸個稀爛！」。他關心回歸前後的香港同胞，在台灣出版了杜葉錫恩（Elsie Tu）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並為之寫了長序〈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在舊殖民地時代中與殖民勢力合作的買辦精英，則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統治一切的時代，不僅得以延命，而且與新殖民主義外國主子和其國內的代理人相溫存而輝煌騰達」；香港回歸祖國那一年，他策劃了「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與曾健民先生對談〈從台灣看香港歷史〉；回歸之後，他親歷「七‧一遊行」，寫下〈在香港看「七一」遊行〉，義正詞嚴地指出：「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他更關心動蕩之下海峽對岸的祖國親人，1989年以他一貫的關懷在《人間》雜誌發表〈悲傷中的悲傷〉與〈等待總結的血漬〉；2001年他組織了一組文章，題曰：《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體現了他對於變遷中的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的思索。

不只勤於伏案筆耕，他同樣站在台灣街頭運動的最前線。徐復觀先生稱陳映真為「海峽兩岸第一人」；他也參加胡秋原先生的《中華雜誌》，為其撰稿，並且一同參與了中國統一聯盟的籌組，任首屆主席。在統一運動陷入低迷之際，1990年率領中國統一聯盟參訪團訪問北京，受當時總書記江澤民接見。

除了眾所周知的《人間》雜誌之外，他成立了人間出版社，在陳映真的主持下，秉持四大出書宗旨：「1.理性認識台灣社會性質的社會科學叢書；2.整理被湮滅的台灣史料，還原台灣史真實面貌；3.正直進步的台灣先賢傳略集；4.揭破國家機器偽善面具的報告文學與創作」。發行了舉足輕重的《台灣政治經濟叢刊》、《台灣社會性質論叢刊》、《台灣史叢刊》、《台灣現當代進步人物叢刊》、《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美國體系研究》等系列，成為與台獨論戰最為有力的思想彈藥。早在與龍應台進行「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之前，陳映真即與陳芳明有了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辯論，他致力於台灣社會性質的研究，與曾健民等同好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在2006年離開台灣以前，把他的孤獨與痛苦轉化為動力，全心全力投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編輯。

這些都是小說以外的陳映真，是台灣社會不願面對且拒絕接受的陳映真，但卻是實實在在、擇善固執的陳映真。陳映真堅守信仰與立場的執拗（例如他拒絕將手稿交給位於台南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從而導致社會對他的誤解與不諒解。但是他所有的文字與行動，不就是完全破除說他「只統不左」或「未能瞭解島嶼人民普遍的獨立之情感」等惡意曲解最為有力的明證嗎？不正是突顯了台灣、乃至於兩岸主流思想氛圍「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嗎？

陳映真曾如此寫道：「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台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台灣戰後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這段話濃縮了陳映真一生志業的奮鬥與努力，也提醒著他所熱愛的兩岸中國人民，特別是被美國改造之後的台灣，應該一同奮力打破由於「雙戰結構」與「分斷體制」造成的「近親憎惡」悲劇，進而「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重新將台灣問題拉回中國問題的框架之中，與此同時也重拾第三世界的視野與關懷。

陳映真過世的隔天，見到了施善繼大哥與夫人曾淑霞女士，她跟我說：「在各個地方，都有受陳映真影響的人」。我深以為然。我認為不必要給陳映真加上種種的前綴修飾，興許他也反對這樣的作法。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是一位令人感到幸福的長輩、前輩。他曾在一篇短文《關於陳映真》中如此評價、期許自己：「他是一個並不激越的愛國者。他愛他的國家，因為他知道：中國有一天一定會成為一個又謙遜、又勇敢，決意為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幸福做出相當貢獻的國家。陳映真說，他平生最大的願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脊骨挺直的中國人。」 這一段感動的告白，我想不只是陳映真，而是這條路線上的前輩與同志所有人良善的願望。也是我以他們的思考為線索，繼續地大步往前走的動力。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6年11月26日；2016年11月29日增修。）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強權對中國的鯨吞蠶食，最終選擇了革命的道路。接下來一系列的革命與鬥爭，從推翻滿清到對日抗戰，事實上，兩岸的人民與歷史，可說是共同脈動的。台灣人深知「自救救國」的道理，即欲台灣自日帝統治脫離，必先祖國革明與抗戰成功。

台胞參與孫中山革命

198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隨即派陳少白來台灣規劃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有台灣人楊心如、吳文秀、容祺年、趙滿朝等人加入。〔注一〕

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之後，由翁俊明號召組織台灣分會。據考證，1912年左右，台灣分會會員大約已有三千餘人。〔注二〕苗栗人羅福星，甚至曾帶領民兵參加329之役，並代表台灣同胞參加中華民國開國大典，寫下著名的《祝我民國詞》：「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先唐，逸樂丰採久既彰；仙客早貽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每句首字相連為「中華民國孫逸仙救」）隨後羅福星與11志士到台灣，在苗栗設立支部，組織華民會、三點會、父母會等組織，喚起台灣同胞民族意識，推翻日本殖民統治。1913年底，羅福星不幸在淡水被日人所捕，處以絞刑，為國捐軀。〔注三〕

另一位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的台籍志士是霧峰林家林祖密，長期被台灣史學界所忽略。民國建立之初，林祖密即赴廈門，放棄日籍，回復中國籍。1915年參加中華革命黨，籌劃1916年廈門起義未果，並於1917年挺身參與護法運動，1918年1月6日孫中山任命林祖密為閩南軍司令。〔注四〕

此外，據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回憶，日據下的台灣青年非常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當他們歡喜革命成功之余，卻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於是在蔣渭水的倡導之下，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潛赴北京（均為同盟會會員），計劃在水源地投入霍亂菌毒殺袁世凱。〔注五〕雖然計劃未成，已可看出兩岸相互支援革命的密切關係。

為籌劃革命運動，孫中山本人曾三次來台（1900、1913、1918），同時心系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胞。據戴季陶回憶，孫中山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注意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注六〕例如蘆洲人李友邦，受到孫中山的鼎力相援，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先追求台灣自日帝統治下獨立，而後求復歸祖國。〔注七〕

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

1920年代的台灣反殖民運動，由武裝抗日進到了政治社會運動的階段，被譽為「台灣孫中山」的蔣渭水（1891-1931）是這個階段運動的領導者。孫中山的思想與主張，不斷衝擊與影響著蔣渭水，蔣曾留下多篇介紹國民黨與孫中山思想的文章。〔注八〕蔣渭水除曾倡導毒殺袁世凱之外，亦曾在學生時期暗中募款，由周桃源帶去廣東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注九〕

蔣渭水領導的抗日運動，師承孫中山路線，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注十〕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改採「聯俄容共」後，蔣渭水也在台灣鼓吹「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民眾黨時期，蔣渭水在相關文件中多次使用「台灣全民」，積極實踐根基於孫中山思想的民族運動。這裡的民族運動，當然是指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運動。

「哭望天涯弔偉人」

1924年12月孫中山抱病入京，後傳出死訊，《台灣民報》立刻發表〈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中國當此內訌外患絕頂之狀，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欲棄我們而長逝嗎？我人說到這裡禁不住淚浪滔滔了！」〔注十一〕當孫中山未死之消息又傳來時，《台灣民報》發表〈孫文沒有死〉：「哈哈！好了！我們為中山先生慶祝！更為中國四萬萬的國民慶祝！」〔注十二〕足見台灣同胞對孫先生之感情。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確定後，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注十三〕同期張我軍的文章提到他聞訊後的激動心情：「孫先生！你那知道這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湧淚痛慟！」〔注十四〕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張我軍另做〈孫中山先生弔詞〉：「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注十五〕同時，在北大的台灣同學會為哀悼孫先生之死而做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注十六〕

為哀悼孫先生之逝世，文化協會在台北舉行追悼大會，到會者二千餘人，遭日本當局禁止朗讀悼詞與吊歌，眾人向孫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後散會。〔注十七〕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會，他沈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到場，連屋頂透氣窗也擠滿民眾。〔注十八〕孫先生逝世三、四週年，台灣仍然有紀念活動，只是演講均被日本當局所禁止。〔注十九〕一些商家發行孫中山紀念墨、紀念筆、模型，牆上懸掛的孫先生遺像，也被日人以「台灣人不可崇拜孫中山」為由，下令檢查與沒收。但台灣民眾紀念孫先生的熱切之心，是日人所無法禁止的。〔注二十〕

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各地亦派代表參加：黃容（新化）、曾竹友、盧天泉（屏東）、陳利鏗、駱葆芝（台南）、曾博安（台中）、阮寶治（棋山）、周炳章（高雄），〔注廿一〕表達台胞對孫先生永恆的追思。

找尋在歷史與記憶迷霧裡的孫中山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50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見證了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的歷史時刻。1949年由雕塑家蒲添生先生創作的孫中山銅像，矗立於台北中山堂前，代表台灣人期待近現代兩岸的歷史苦痛能就此終結。這座孫中山銅像至今屹立不搖，台灣人應該重現孫中山的人格身影與思想精髓，找尋在歷史與記憶迷霧裡的孫中山，這才是在台灣慶祝並紀念辛亥百年的真諦。

* 標題借引自：澤生，〈哀悼中山先生〉，《台灣民報》第3卷第11號，1925年4月11日。

〔注一〕蔣子駿，《國民革命與台灣之關係》（1994，台北：文史哲），頁62。

〔注二〕同上注，頁67。

〔注三〕羅秋昭，〈紀念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95週年〉，《海峽評論》第219期，2009年3月。

〔注四〕邵銘煌，《探索林祖密：新印象、新風貌》（2009，台北：海峽學術），頁8-26。

〔注五〕杜聰明，《回憶錄》（上冊）（2001，台北：龍文），頁63-65。

〔注六〕戴季陶（天仇），〈孫中山和台灣〉，見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2006，台北：海峽學術），頁174。

〔注七〕嚴秀峰，〈李友邦先生簡史〉，載於《台灣先鋒》（上卷）（2004，台北：海峽學術），頁1-2。

〔注八〕可參閱：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2005，台北：海峽學術）。

〔注九〕王曉波，〈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究〉，載於洪泉湖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2002，台北：東大），頁423。

〔注十〕王曉波，〈台灣意識與台灣主體性──論戴國煇的「自我認同」〉，「戴國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文訊雜誌社、國家圖書館主辦，2011年4月16日。

〔注十一〕〈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台灣民報》第3卷第6號，1925年2月21日。

〔注十二〕〈孫文沒有死〉，《台灣民報》第3卷第7號，1925年3月1日。

〔注十三〕〈哭望天涯弔偉人──唉！孫先生死矣！〉，《台灣民報》第3卷第10號，1925年4月1日。

〔注十四〕張我軍（一郎），〈隨感錄──長使英雄淚滿襟！〉，《台灣民報》第3卷第10號，1925年4月1日。

〔注十五〕見：秦孝儀編，《國父孫先生與台灣》（198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294-297。

〔注十六〕同上注，頁290。

〔注十七〕〈台灣有志開孫先生追悼會〉，《台灣民報》第3卷第11號，1925年4月11日。

〔注十八〕〈孫中山先生二週年的紀念會〉，《台灣民報》第150號，1927年3月27日。

〔注十九〕〈孫文追悼大會：台北民眾兩講座並開〉，《台灣民報》第200號，1928年3月18日。〈孫氏紀念會：民眾開會被阻止〉，《台灣民報》第252號，1929年3月17日。

〔注二十〕〈孫中山紀念墨被押收〉，《台灣民報》第160號，1927年6月5日。〈孫總理紀念品要也被檢查〉，《台灣民報》第258號，1929年4月28日。

〔注廿一〕以上名單引自：秦孝儀編，《國父孫先生與台灣》（198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318。

（本文原載台灣《祖國文摘》雜誌第5期，2011年6月1日。）

今年「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在豔陽和暴雨中順利結束。今年的秋祭對我而言特別有意義，因為現場來了幾位母校的師友，自覺地追索這一段被湮沒的歷史，並且以不同的形式來「補課」。我的母校，不明就理的人多半以為它與曾經的黨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事實上，草創初期的幾位要角，投入了反抗殖民統治，並且與光復初期地下黨人之間有著難以言明的複雜連結，恰恰是戰後台灣政局的縮影。然而，這所低調置身於半山腰上的學校，正如這座小島一樣，始終回避著自己與歷史的關係。

秋祭過後的晚上，無意間在網上看到兩份材料，讀後心情頗為焦躁。一份材料是，北部一所在1949年「四六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大學，該校學生2012年組織了一部紀念「四六事件」的話劇，不知所本為何，劇中特別強調了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在獄中送別難友的《安息歌》，是改編自一首日本海軍軍歌，「以紀念死難的同袍」。

雖然我並非白色恐怖的研究專家，但在我接觸過的「老同學」與閱讀過的相關資料中，從未聽聞《安息歌》源起於日本軍歌。邱士杰先生的考證，已經為《安息歌》誕生與流傳的軌跡繪出清晰的輪廓了。他的研究指出，《安息歌》是為了悼念1945年雲南昆明「一二．一慘案」的死難烈士，由當時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著名女詩人成幼殊（其父即為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先生）作詞，並由同校學生錢大衛譜曲，兩人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一二．一慘案」點燃了全中國反內戰運動的野火，而《安息歌》又以不同的歌名或略加變動的歌詞在各地的運動中傳唱，並且輾轉傳播到了甫光復的台灣，成為了同志之間互相鼓舞的革命歌曲。至今，每年馬場町的秋祭都會唱響《安息歌》，這非但不是一首日本軍歌，反而見證了「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

另一份材料，則是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今年10月在香港的一場演講講稿〈一首歌，一個時代〉，文章同樣提到了《安息歌》。這位穿梭於兩岸三地的文化名人，1994年就在《中國時報》寫了篇短文〈誰是官兵？誰是強盜？〉，將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喻為該殺的「強盜」，而加害者國民黨自然而然也就被她洗白為代表光明的「官兵」。如今，她在講稿中以其一貫的筆法，不失矯情地將她眼中的「強盜」向難友道別並自礪的《安息歌》形容為「人生最後的嘆息聲」。顯然對她來說，追求民族統一與社會主義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比她在《大江大海1949》書中所鼓吹的「光榮的失敗者」還不值。

無論《安息歌》被解讀為日本軍歌，或是一聲嘆息，這首連結兩岸歷史與現實的歌曲，在這個人人夸談白色恐怖的時代裡，卻已模糊了原來的面貌。想起今年秋祭隔天中午與一位老師討論電影《一八九五》，進一步聯想到當代台灣由日本想像而來的認同邊界不斷在擴大，已經蔓延到了對於生與死、失敗與光榮的認知態度，從而又以此來解釋歷史。可能在這種想像的作用之下，《安息歌》就被想當然耳「接軌」上了日本軍歌。那麼，歌詞中的「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如何界定「民族」與所愛的「國」，當代台灣聽眾大概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解讀了。在歷史面前，一切的客觀存在都已經不再重要，眾人所在意的，反而是由生活習慣與社會氛圍而來的「感覺」，依憑「感覺」來判斷歷史，以「我覺得……」取代了正義、真偽與是非。

如此面對歷史的態度，恐怕不能僅僅以李扁「去中國化」來草草解釋，甚至冷戰／內戰的「雙戰結構」也已顯得不足，還必須將前殖民地的歷史經驗考慮進來才行。將這段超過百年的複雜歷史做為中國近代史的特殊組成部分，才可能在當下去理解馬場町秋祭現場外圍一雙雙冷漠的眼神，以及秋祭雖然是活生生的歷史證言，但為什麼彷彿是真空地存在於現實的台灣之中。

走筆至此，又聯想到今年台北電影節有一場次播放《超級大國民》，映後座談台上台下高談闊論空洞的「轉型正義」。還有人說萬仁導演發明的「二條一」手勢，象徵著台灣社會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勝利」。或許是「勝利」沒錯，因為當前主流的白色恐怖論述已經不再以「冤錯假案」做為掩蓋，甚至肯定受難者與地下黨的關係。但是這樣的歷史認識卻又與現實完全割裂，「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成為替台灣「多元文化」背書的一塊「化石」。

莊嚴的歷史因為與現實密不可分，所以沉重。但是在感覺至上的年代，只能簡化為廉價的眼淚，輕如鴻毛。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36期，2016-11-09出刊）

很遺憾沒有辦法趕回來參加吳老師《荷清苑書簡》的新書發表會，但我不想錯過這麼別具意義的場合，所以換了一個方式，用這份發言稿代替參加，對於吳老師與這本新書的出版表達誠摯的祝賀！

做為吳老師長期的讀者，一些所思所想基本上都反映在我所寫的序文裡了，而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但一直在蘊釀。特別是在我北上求學之後，生活上的直接體驗，也促使我不斷在思考：一個來自台灣的中國人，在大陸應該站在什麼樣的位置來說話？又應該說什麼樣的故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想我的疑惑吳老師應該能體會，當年老保釣懷著滿腔熱血踏上祖國的土地，甚至更早先光復前後台灣青年與「祖國」相遇之時，肯定都遇過類似的境況，而必須不斷的自我提問。也就是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造就了我現在的處境：面對每天所觀察到的人事物，總是在腦袋裡急於總結出什麼來，但是下筆卻極其困難。

我們常說，兩岸的歷史命運是緊密相連的，這是沒錯的。但還有另外一個客觀事實不應該被忽略，也就是在百年近代史中，兩岸真正處於統一狀態只有極為短暫的四年時間，長期的分裂與隔離所造成的後遺症是無法想像的。真正悲哀的是連痛楚都淡化、都遺忘了，忘記了我們還是一個處於分裂中的民族。兩岸的分裂，讓大陸與台灣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兩岸人民雖然都寫著中文、講著漢語，但是「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基本上早已經不同了。所以，如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台灣人民不能缺席，那麼就得先正視兩岸人民至今仍處於「同床異夢」的現狀，進而超越巨大的心理（認同）與生理（體驗）鴻溝，往「同床同夢」的方向加以克服。這條路是很艱辛的，保釣運動當年是對如此狀態的一次衝撞，而運動40年之後兩岸關係就算經過八年的大開放、大交流，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從我自己學習台灣近代史的心得來說，日據時代以來，經歷台灣光復，再到晚近70年代的保釣運動、黨外運動等等，台灣歷次的進步運動事實上都同時伴隨著重新認識中國的思想浪潮，思索著台灣前途與出路的知識份子也是透過重新認識中國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這一點，上個世紀70年代島內外的保釣運動尤為明顯，《荷清苑書簡》的「保釣篇」幾篇文章都有所體現了。90年代迄今，兩岸開放交流，兩岸關係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下曲折前進，而世界的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遷。歷史浪潮再次把台灣人民沖到了新的十字路口，由找尋自我認同與摸索未來出路而形成的焦慮在所難免，「太陽花運動」正是集中的表現。兩岸的頻繁交流還只停留在互相「發現」，例如發現台灣的人情味與美食、發現大陸的競爭與商機等等，下一步深化的方向應該就是互相「認識」與「理解」。因此，現在又到了一個新契機，一方面推動符合歷史正義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帶動思想與視野上的重新認識中國，這是保釣運動給當代兩岸人民的最大啟發。

重新認識中國，不該只是單向的，而應該是雙向的：台灣重新認識大陸，大陸重新認識台灣。怎麼做？我認為有兩個關鍵的概念得以切入。首先，對台灣而言，我們都知道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國稱為「新中國」，「新中國」這個詞不是共產黨為了醜化國民黨的自吹自擂，也不僅僅象徵著新與舊的二元對立，而是意味著這一條漫長的革命道路，打破了舊世界的藩籬，從下層經濟基礎，到上層思想意識形態，都帶來了不同於以往的重大變革。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李娜老師為陳明忠回憶錄《無悔》所寫的後記有這麼一段話：「195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舊世界……他們在具體的戰鬥中認識和實踐平等、秩序的新含義。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的基礎。」新中國之所以為「新」，對於「正在重新整合台灣的移民傳統和殖民地經驗」的陳明忠那一代是巨大的衝擊，對於吳國禎的保釣一代亦是如此，而對於長年受親美日反中反共制約的我們這一代（及其後）更是如此。

在歷史上，台灣人民沒有自絕於求索「新局」之外。1947年台灣人士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之前，先是創辦了「新台灣出版社」，發行了六輯的《新台灣叢刊》，其中第一輯收錄了一首名為《新台灣四天地》的詩作：「獨裁垮台，聯合成立；改天換地，豐衣足食。人民自由，好天好地；政治民主，台灣自治。應天順地，中國獨立；和平統一，天謝拜地。」對於「新」的追索與渴望，經過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全面肅清，而在1970年代保釣運動再度燃起星星之火。重新掌握「新」的意涵，不僅僅有助於我們真正認識共產黨、認識大陸，同時也是我們重新認識自身的思想方法。

其次，對大陸而言，當前必要攻克的難關，就是如何接地氣的認識台灣。大陸對台長年所形成的種種刻板印象，經過媒體的推波助瀾，在無形中成為深化兩岸交流的障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戴著藍綠的眼鏡來看台灣，將政治上的藍綠格局上綱、放大為台灣社會運作的邏輯。凡事以藍綠的視角來解讀台灣問題，只會將理應共同承擔的複雜性不斷簡化，導致的惡果就是「隔山觀虎鬥」──將台灣問題與台灣人民置於身外，成為看戲的局外人。重新認識日據時代以來的台灣人民歷史，跳脫於藍綠之外，我認為是當下大陸社會必要的補課。

透過相互的重新認識，才能理解彼此在想什麼，也才能孕育出共同的價值。或許說的有點遠了，但是吳老師的人生經歷以及這一本文字勞動成果，其實仍然不斷提醒著我們唯有直面歷史，才可能真正地體會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新任務。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23期，2016年5月11日出刊。）

《荷清苑書簡》終於要出版了，吳國禎老師來信囑我寫一篇序文。做為長期受吳老師照顧的晚輩，我是沒有資格為這本書做序的。但是我又是《荷清苑書簡》每篇文章的第一位讀者，而且自忖思想上的轉變是受到保釣運動的啟蒙，因此還是樂意接下吳老師所交代的任務，希望藉這一篇文章重新回顧一下與吳老師交往的過程，以及閱讀他的文章後的所思所想，以祝賀《荷清苑書簡》的出版。

與吳老師的認識，緣於2009年參與了《崢嶸歲月．壯志未酬》的編輯工作，這部書是為了紀念保釣運動40周年而出版。吳老師是保釣運動很重要的參與者，因此我們通過e-mail有了頻繁的書信往來，有時討論書中的細節，有時解答我的疑惑，有時吳老師也會分享他對於方方面面人事物的觀察與想法。印象很深的是，吳老師有封郵件回憶了他在金門服役當排長帶兵的經驗，由此總結出與人相處之道。當時信裡的這個小故事，吳老師其實是要安撫我對於社會複雜與現實的焦慮。

這本集子所收錄的文章，基本上是2011年開始吳老師在《兩岸犇報》專欄發表的作品。但是《荷清苑書簡》的雛形，其實可以再往上追溯到2010年初，當時吳老師因腿傷在家休養，就利用時間把2004年以降與友人的通信整理出來，約有10萬字，他將這份材料取名為《荷清苑書簡──與友人書》，並以電子版的形式寄發給朋友們參考。當時我收到之後，將檔案列印出來，裝訂成冊，也回信建議吳老師不妨考慮找機會正式出版，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在這份書信往來的紀錄裡，吳老師對於友人來信表達了他對於歷史、人生、社會、政治、文化、科學等各方面的想法，這些文字雖然是回應給特定的對象，但其背後所反映出的思想卻是極其廣泛的，體現了吳老師待人處事與思考反省的縮影。

後來，吳老師把寫信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到台灣青年的身上，於是形成了他在《兩岸犇報》持續至今的專欄「荷清苑書簡──與台灣青年朋友的通信」。吳老師的寫作，從來不是站在老師對學生，或是長輩對晚輩由上而下的角度，反而字裡行間充滿著溫和與圓融，一字一句都體現了吳老師的人格特質，不說理、不說教，而是說著一個個平淡卻充滿啟發的故事。這本書裡的每一篇文章，都來自於吳老師的親身體驗，因此格外真切，透露出了豐富的弦外之音，潤物細無聲。

《荷清苑書簡》的寫作風格不是特別經營或雕琢出來的，同時具有自然科學的冷靜，也有人文的深刻與熱情，我想這是因為吳老師經過保釣運動的洗禮，從而在他的文字裡留下了影子。年輕時候的吳國禎老師，建中畢業，考入新竹清華大學，役畢後負笈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如此亮麗的學歷與現在「會讀書」的青年一樣，或許會被歸類為「人生勝利組」。但這種台灣「知識青年」的典型塑造，一走就是幾十年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被奉為歷久不衰的黃金圭臬，住在思想牢籠裡而不自知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愈形偏執。歷史給了台灣青年幾次掙脫牢籠的機會，其中一次就是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吳老師成為保釣浪潮的一員，先是悲痛於領土主權的淪喪，接著覺醒於政治上的壁壘與對立，進而開始反省自己，重新接觸歷史、人民與土地，驅使著這一批台灣青年，以社會科學的方式重新認識中國，於是保釣運動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統一運動。在那個東西冷戰、兩岸對立的年代，因為保釣運動帶來的思想啟蒙，以震撼人心的力量衝撞著禁錮、沉重與僵化的世界。

不僅僅是吳國禎老師，保釣浪潮襲捲了無數台灣青年，不分文理，不分性別，不分省籍，有的留在海外奔走，有的回到台灣紮根，更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選擇踏上充滿生機卻有待建設的祖國大陸。1975年吳老師飛越千山萬壑，突破重圍首次回到中國大陸延安等地訪問，拍下900餘張珍貴彩色照片，紀錄了當時中國人民與土地最為純樸自然的一面，這趟旅程的圖文紀錄都曾在《兩岸犇報》發表過。在別人眼中殘破不堪的神州大地，但在愛國之人的眼中，仍舊煥發出美麗動人的活力。1977年吳老師從美國到北京定居工作，一直到今天仍在科研崗位上。後來因為研究保釣運動的關係，我才知道類似吳老師這樣經歷的台灣人並不少，他們在那個鐵牆高豎的年代回到大陸，投入各個領域的發展，所以站在人民的角度來看，兩岸的歷史與命運一直是互相鑲嵌著，未曾中斷。

時代在變，世界的格局也在轉變，但其中必然有亙久不斷的價值代代相傳，歷史就發揮著如此的作用。吳老師把這本書收錄的文章依不同主題分成幾篇，細心的讀者應能發現，串連其中的主線就是歷史。做為一名自然科學家，吳老師最為看重的其實是歷史，正如同他所說的這段話：「一旦有歷史感覺之後，看東西就會比較清楚。因為今天是從昨天過來的，所以歷史感很重要，歷史教育是核心。」我自認為是吳老師的忘年之交，我們兩人相差了將近40歲，而讓我們超越重重差異能夠不斷對話的，就是共同體會到歷史的重要性。保釣運動的淬鍊，激發出了吳老師這一代台灣人對於民族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這也是他這些年來筆耕不輟，以及戮力於保存釣運史料的動力。

保釣運動迄今已經超過40年了，很多人想為這個運動定下成功或失敗的結論，但我認為這並不重要，因為釣運還在發揮著它的影響力，默默啟發著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保釣運動還沒結束，《荷清苑書簡》或許也可視之為釣運的產物，它不斷在提醒著我們：歷史就在腳下。

吳老師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很受感動，並以此做為對自己的期許：「我以為一個人首先是做為社會的人……人首先應關心他的身邊，周遭的社會，以及他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荷清苑書簡》正是這段話的實踐，期待能繼續收到吳老師寫給台灣青年的來信。

2016年元旦於燕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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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大陸鳳凰網製作了一部名為《走近台灣本省統派》的視頻，並將其中幾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轉為文字稿公開於網上，再經台灣網路媒體轉載，最終在台灣掀起軒然大波，有股當年「郭冠英事件」再現的味道。這次的波瀾以「統獨爭議」的表象出現，儘管「統獨」是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此矛盾由於島內的社會性質而不斷轉化與外移，致使「統」不僅連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都沒有，甚至是處於「失語」的狀態。

老實說，以當前島內的社會氛圍與條件，基本上是激不起實質的「統獨論戰」的，因為「統派」的面貌不僅模糊，而且也很難說清楚什麼是「統派」，就這一點而言責任是在「統派」身上的。先不論「獨派」內部的組成，「統派」必須先清楚認識到這個陣營裡面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而這樣的多元複雜正是歷史所造成的結果，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內部紛雜的思想樣態的展現或是縮影，如此性質對統派而言不見得是劣勢。

就此意義而言，「統派」並非一塊大鐵板，也不是一個熔爐或是一盆沙拉。倘若忽視這樣的多元複雜性，硬是把所有認同兩岸統一的人聚集起來，抹煞彼此的歧異，造成的結果恐怕會讓一加一不一定等於二或是大於二，反而得到小於二的效果。

另一個問題是，統派該不該自我標榜為「統派」？我們應該回頭看一下台獨派的發跡過程。眾所周知，在1986年民進黨收割黨外成果成立以前，在那個狂飆的年代，黨外人士基本上以打倒獨裁國民黨為共同目標，統獨的分野還是暗藏於枱面下的潛流。黨外在當時投入了包括環保、原住民、農民、教師與學生等方方面面的社會運動，其中獨派在各個議題的組織裡奪權，從而長期耕耘，四處播種，往下紮根。及至野百合運動之後，認同台獨的學生領袖紛紛前往美國留學鍍金，再挾著西方意識形態與「普世價值」的力量回到台灣，被安插在學術界各個職位。此時正值李登輝執政，國家與社會互相交織建構起「台灣國族」的強大話語霸權，再往後延續到扁、馬時代，分離主義早已遍布社會大小孔隙，掌握了自然的話語權與正當性，統派當然成為「非我族類」的存在。

簡言之，獨派的崛起過程不是自始即扛起「台灣獨立」大旗在街頭衝撞，而是透過各式社會議題的經營，與人民的生活經驗水乳交融，取得了道德制高點，那麼台獨的立場不消推銷，其正當性自然水到渠成。

統派雖然人少資源也少，更應該積極介入社會各種議題，以自身的立場與視角對話社會，擴大群眾基礎，進而積累為壯大的力量。更何況台灣的統派不是相應於獨派而生，更不是晚近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空降的「親中媚共」派，而是有著長遠歷史傳統，從人民群眾裡鬥爭、成長出來的一支隊伍。借用林書揚先生的話來說，統一運動本質上是一場人民運動，往上可以追溯到日據時期的反抗運動，以及台灣光復初期無數青年投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雖經包括白色恐怖在內的幾波頓挫，仍然在70年代受保釣運動的影響，並在《夏潮》系統作用之下，再度發揮較大的影響力。

統派過去曾經引領議題，蔚為風氣，這是因為統派必須與人民同呼吸、與人民共脈動。統一運動在台灣有著豐富的歷史傳承與思想資源，就算統派不斷面對挫敗，但應該繼承前輩們的基礎進而超越、前進，重拾起進步的話語，把自身再次武裝為一支具有先進性的隊伍，統派不該也不能窮得只剩下「統」而已。

沒錯，歷史與文化是兩岸的共同點，但僅僅只是兩岸交流的基礎，其上還要有往前推動認同的中介機制，此機制應該是面向未來的、得以說服人民的先進圖景。

另一方面，統派現在需要的是更高與更遠的戰略，同時也需要直面在島內的現實處境，扭轉當前每每被動的「衝擊─回應」模式，掌握主動權，不需要再替別人做業績，也不再跳進別人挖好的坑，否則每次的提槍上陣可能只會淪為飛蛾撲火，既沒為自己加到分還弄得遍體鱗傷。

明年大選在即，兩岸關係與台灣社會可能將再面臨一次大變局，統派唯一的出路就是思索自身對台灣而言的意義與價值，重新搶佔道德高地，提出不是為統而統的進步綱領，不以做為「統派的人民」自滿自足，更必須做為「人民的統派」！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7期，2015-09-30出刊）

最近拜讀作家楊渡的新書《暗夜裡的傳燈人》，書中描寫了在1949年之後那個「蒙昧昏暗的時代」，幾位以思想、文字、畫作等實踐方式傳遞文化、供給勇氣的「傳燈人」。在引人入勝的故事之外，讓我不斷思索玩味的反而是書名「暗夜」所隱含的意義。

就物理現象而言，黑暗與光亮是可以直接察覺的一組認知概念；但人類是具有歷史感與哲學性的生物，對於黑暗或光亮的感知，往往還蘊含著挫折、戰鬥、重生與希望互相接續、交替的經驗。一般認為戒嚴、白色恐怖的時代象徵著「黑暗」，而自由民主時代象徵著「光明」，就像今年金曲獎最佳歌曲《島嶼天光》歌詞所寫的：「天色漸漸光，咱就大聲來唱著歌，一直到希望的光線，照著島嶼每一個人……」。但是，這種對於未來的自信與自滿，卻又是相對的，直接受到對世界權力體系與結構的想像所影響，望向右邊感受到的是光明與溫暖，望向左邊之時，天空又頓時黑暗。

林谷芳先生為《暗夜裡的傳燈人》所寫的推薦序，以「紅色禁忌」與「綠色禁忌」來指涉白色恐怖時代。我沒有經歷過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只記得從小祖母不斷耳提面命我們不得涉足政治，長大後才知道祖母對於政治的恐懼與噤默，源於她年少時的直接經驗──那個純樸農業小鎮幾位年輕教師在暗夜裡被人帶走，此後音訊全無。

我成長就學的時代，教科書要我們「認識台灣」，課文說：「我們還繼承了先民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也就是所謂的『台灣魂』」，課本也如此提醒著剛開始對政治社會產生嗅覺、15歲的我們：「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並且參與的悲情統治史」。對我而言，有些起決定性的結構要素，並沒有隨著民主化而天光，某些禁忌仍然靠著建構出來的「台灣魂」一代代傳承著，「洗腦」不會因顏色的改變而停歇。所以，大可不必用「同情式的理解」來看待白色恐怖與台灣的過去，因為抽空了歷史、掏空了結構，那反而是冷眼甚至是冷血的。

面對島嶼上空不散的幽靈，反抗與掙脫的意識則會相應而生，且以星火的方式傳遞開來，儘管微弱，至今難以形成燎原之勢，但它確實存在著。我想起一位大學與研究所時期最為敬重的老師。我進入那個校園的系所就讀之時，是新舊教師換血的時期，大量留美的野百合世代開始盤據學術圈，以台灣人的面貌說著中文，喊著愛台灣、本土化，卻站在講台上販售著西方霸權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將西方的大腦運作邏輯移植給渴求知識的青年世代。他們是成功的，光看去年的太陽花與今年的反課綱，在街頭衝撞的年輕面孔背後，站著的就是這一批知識買辦。

而那一位老師與眾不同，他在課堂上帶我們讀Stiglitz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破除長年洗腦我們的「唯美主義」迷思。他的研究室有點偏僻，我常在上課前去找他討論問題，桌上沒有電腦，只有書本與紙筆。這位留日的博士告訴我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來看待日本殖民統治，他還強調做研究應該要多「想像」（imagination）。有一次他請我拿下堂課的講義去系辦影印，助教面露不悅要我回去轉告老師：只此一次，下不為例。這個汲汲營營於「百大」排名的校園，愈趨規範化與格式化，用著粗暴的方式對待知識資產；而這位老師做學問與待人接物的種種細節，外人或許覺得他特立獨行或已被時代淘汰，但他恰恰是以一人之力在抵抗、挑戰這個讓人容易屈從的世界。

幾年前一部賣座的媚日電影上演，這位親歷過日本殖民統治、後來又在日本求學的老師於是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卻引來一陣謾罵與嘲笑。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一位自稱與老師認識的網友，匿名在網路上公開指控老師是「躲在學院裡的共產黨」，以惋惜的口吻暗示大家學校裡有一位「沒被槍斃的共匪」。白色恐怖在今天被收納進台灣國族建構的新史觀之中，並非是歷史認識的進步，而是預示著認同與立場的分歧持續擴大之後，白色恐怖有可能再度被合理化為鎮壓的手段。

在一次聊天之中，我終於知道了這位老師為何如此獨特。他從小在新竹長大，曾經就讀「義民中學」，當時啟蒙他的兩位老師被控為匪諜，1952年6月18日遭到槍決。「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素樸的左翼愛國情懷就透過師生的關係留存下來，經由時間慢慢發酵。思想的求索與傳承，融合在那個碰撞的時代，天雖昏暗，仍有人默默地點燈引路。那麼今天呢？愈是吶喊著反洗腦、獨立思考，反而是愈趨僵固的徵兆。黑暗的時代過去了，就會是「天光」嗎？撥雲還未見日，燈，還得點著，傳下去……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第103期，2015-08-05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