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書摘

王白淵:《光復》

1945年10月25日「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發行《前鋒》雜誌創刊號(光復紀念號)

《光復》

王白淵


小兒離開了母親

夜裡不斷的哭著

兒在陰暗殘暴裡
慈母為兒斷心腸
求不得 見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來風雨而已散
一陽來復到光明
啊!
光復    我父母之邦

(原載《台灣新報》,1945年10月11日)

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科舉與拓墾

張士箱:泉州鑑湖台灣張氏家族開台祖

歷史上幾波大陸漢人移民,奠定當下台灣以漢人為主體的移民社會面貌。閩南語俗諺「唐山過台灣,心肝結歸丸」,充分展現了大陸漢族東渡台灣的盛況,他們對未來所抱持的光明希望,同時參雜了對險惡「黑水溝」的擔憂,以及對新環境的幾分惶恐。經過幾代人的繁衍與融合,說明了與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是閩南文化得以開枝散葉的肥沃土壤。

來台的漢人移民聚族而居,仰賴對台灣經濟資源掌握,以及與統治者的政治人脈,至日據時期逐漸形成著名的五大家族,包括了北部的基隆顏家、板橋林家,中部的霧峰林家、鹿港辜家,以及南部的高雄陳家。其中影響深遠、象徵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的就是霧峰林家。霧峰林家除了中學教科書必寫的林獻堂之外,還有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林祖密將軍,以及參與對日抗戰、加入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最後卻仆倒在馬場町國民黨槍下的林祖密五子林正亨,更是兩岸歷史共同脈動的典型。馬英九總統曾親題「三代民族英雄,百年英雄世家」匾額,生動地描繪了台灣漢人家族在近代中華民族歷史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泉州晉江張士箱

大陸漢人在台灣的移民與開拓,並不僅於眾人皆知的五大家族。早於五大家族開台祖東渡來台的時間,康熙41年(1702年)原籍福建晉江的張士箱,即帶領方高、方升、方遠與方大等四子遷台,最早在現今雲林一帶從事拓墾,接著北往彰化、台北新莊等地發展。其中雲林與南新莊平原是張士箱家族主要的拓墾區,張方高以「廣福」為號、方遠以「得福」為號,方大則以「廣惠」為號,是台灣早期閩南傳統士族移民台灣的典型,對台灣西部與北部的開發貢獻良多。至今家族後裔遍及兩岸與世界各地,影響深遠,是近代大陸閩南與台灣發展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家族。

尹章義教授的研究指出,清初大陸漢人大量移民台灣,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康熙年間大陸內憂外患剛平定,相較之下台灣生活富庶繁榮,發展的機會與管道也較為多元;二是台灣初設府、縣,讀書考生人少,科舉錄取的機會較大,吸引閩粵一帶讀書人渡海來台尋求入仕的機會。

張士箱,號省齋,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鑑湖鄉魁岱人。當地人稱張氏族人為「湖中張家」,「鑑湖」遂成為張家堂號。科舉制度是傳統中國社會階級流動的關鍵媒介,古諺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宋真宗《勸學詩》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顯見讀書中舉是我國傳統讀書人生命中極其重要的目標。張士箱的先祖除了在故鄉購置田產之外,也戮力於參加科舉考試,可說是耕讀傳家。

「冒籍」與移民台灣入鳳山縣學

中國人另一個傳統特色是安土重遷,但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態,促使士人遠離家鄉,尋求進入仕途的其他管道。張士箱曾於康熙41年(1702年)進永春學,但因「冒籍」被揭發而遭除名,遂刺激士箱攜子赴台。張士箱來台後,先在康熙42年入鳳山縣學,後入台灣府學成為府學生員,康熙48年增補生,康熙52年補廩生,終在雍正10年(1732年)成為歲貢生。張士箱渡台的抉擇,改變了鑑湖張氏的遭遇與命運。

張家功名冠絕全台

乾隆年間前後十年,張士箱家族一共有六人考中舉人,依序為:源仁、源德、植發、源俊、植華與源義。尹章義教授稱張氏族人六人中舉,「科名之盛、冠甲全台」。除舉人之外,張士箱家族共有四人成為貢生:士箱、方升、源勳與植梅。有進學但援例捐納出貢有七人:方高、方大、源志、植權、銘獻、方茂、植因。生員與廩生計有十三人,分別為植材、植槐、源信、源澄、植樹、源忠、鴻逵、坤哖、方輝、源恭、源昌、源敬與源懃。無入學而援例捐納貢生的有五人:植栭、方遠、植嘉、曰肅與棻椂。具有捐監生與國學生名號的有十三人:源禮、炳博、景星、銘玉、肇昌、植蓮、植楠、紹基、鴻藻、源价、植藻、近光與顯祖。此外,還有幾位族人以「業儒」終身:源惇、植商、植竹、植棣、植冕、植岩、植科、植挺、植拔、源偉、浚仕、浚儒、浚偉、俊仁等。

中國社會相當重視科舉功名,康熙年間渡海來台之後,張士箱家族在科舉事業上取得長足的進展,致使張氏家族躍升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受人景仰,同時也提升張家在晉江原鄉的社會地位。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
拓墾:鹿場悉為良田

張士箱家族在科舉功名方面取得成績之後,搭上台灣拓墾的浪潮,投入拓墾事業,開溝渠、興水利、植良田,舉凡《台灣府志》、《雲林縣采訪冊》與連橫《台灣通史》等史書均記載了張家在此方面的事蹟與貢獻。

張家投入開墾事業起於康雍年間,首要的據點為濁水溪以南的雲林平原(當時原住民語稱為「布嶼禀」),以崙背為中心,東往莿桐、西螺、二崙,西至麥寮,南向埔姜崙、元長、土庫與虎尾等區域。雍正末年之後,張家在這塊區域開鑿大有圳、八佾圳、鹿場圳與清濁圳等灌溉用渠,是張家拓墾事業的輝煌時期。基於上述的原因,雲林一帶成為張士箱後代重要的聚居處,例如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分布於二崙與崙背一帶;三子方遠房後代分布於褒忠、馬公厝、虎尾與土庫一帶;四子方大房後代分布於莿桐、西螺與彰化一帶。士箱其他幾名侄兒及其後代,則分布於元長、龍岩與牛挑灣(今嘉義縣境內)等區域。

乾隆年間,張士箱家族的拓墾事業開始往北發展。士箱四子方大與吳洛、馬詔文等人組成「張吳文墾號」,拓墾北部淡水廳海山庄地區,使得張家拓墾活動範圍遍及台灣西部南北。乾隆25年,張方大與吳洛分立,方大另立「張必榮」號,開墾南新莊平原。其後,士箱長子方高房後代也北上拓殖,成立「張廣福墾號」,經營今新莊、土城與樹林一帶。張必榮與張廣福對新莊一帶最大的貢獻,即開鑿福安陂、永安陂、海山大圳與七十二分陂等灌溉陂圳。

參與平定林爽文、戴潮春亂事

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耕讀事業逐漸取得成績,也成為社會領導階層,乾隆年間卻遭遇林爽文事變。為保衛耕讀成果,張氏族人號召聚義,參與平定林爽文之役。據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委託台灣師大地理系所研究編纂的《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記載,乾隆51年(1786年)發生林爽文事變,庠生張源懃率領同族鄉勇自衛抵抗,隔年隨同大學士福康安剿討,於乾隆53年(1788年)解諸羅之圍,張氏族人居住之埔姜崙獲皇帝賜「褒忠」二字為地名,光復初期曾隸台南縣虎尾區土庫鎮,即今雲林縣褒忠鄉。方高、方遠、方大與侄系的方榮、方美各房族人均參與林爽文之役平定,而獲賜名「褒忠」的埔姜崙一帶主要是方遠房子孫的聚居地,至今亦然。張氏族人在咸豐年間,也曾參與平定戴潮春事變。張家人保家衛土的義舉,深受族親與當地民眾所肯定。

家族由盛而衰

清朝時期可說是張士箱家族在台的全盛階段,隨著對生產資料的掌握,以及在社會上下流動的科舉制度上取得功名,東渡台灣的張家人開啟了有別於大陸原鄉的歷程。光緒32年(1906年)清朝政府廢止科舉,對於仰賴科舉進入仕途的中國傳統士人無疑是一打擊,對於追求功名而遷台的張家人來說更是如此。方遠房後代張浚儒曾在族譜刻上「惜哉」二字,足見科舉制度的廢除,宛如也破壞了張氏族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方面的原有活動與地位,重創了奠基於舊有價值體系與社會規範的大家族。

西元1895年台灣被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行殘酷的鎮壓統治,大規模掠奪台灣資源、剝削台灣人民。日人據台,徵收所有權原屬張氏族人的土地,張氏族人並喪失大租權與水租權,在鬱悶無助的情況下,族人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坐吃山空,致使家道中落。1945年台灣光復,重新復歸祖國的懷抱。其後政府推行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對原來掌握土地水利設施等生產資源的張家人來說又是一波重挫,部分族親轉入農田水利會工作,不再具有地主身分。

陳列於泉州「中國閩台緣博物館」鑑湖張氏舊譜(黃郁維攝)
鑑湖張氏兩岸血脈連結

縱觀張士箱家族東渡來台之後的歷史,並非與原鄉族親完全切斷聯繫,仍保有非常密切的往來。宋代理學興起之後,家族制度出現,伴隨祖先祭祀制度,家族成為族親集聚與聯絡的重要媒介,張士箱家族亦不例外。透過土地墾殖與科舉功名而發達的張士箱族人,以捐款購地、修建大小宗祠、修纂族譜等方式回饋原鄉族親。尹章義教授據此稱,「科考和出仕,使得張家與晉江、閩南、福建、整個中國擁抱在一起」。

士箱家族先祖強調與原鄉故親的往來。日據時期,方遠房後代張浚仕與張浚儒兄弟避居大陸,抄錄《張氏家乘》返台,對於兩岸鑑湖張氏家族譜系的追溯連結,有極大的貢獻。1980年代初,方大房後代、已故的張福祿宗長,事業有成,出資奔走,追尋定居台灣已超過250年的鑑湖張氏家族史。先是在樹林「方大居」原址創建「張方大紀念堂」,又蒐羅文件史料,禮聘尹章義教授完成研究《張士箱家族移民史》,修纂《台灣鑑湖張氏族譜》,於1985年正式出版,是乾隆30年(1765年)張源德、源仁與源義共同續修《鑑湖張氏家乘》後一大盛事。1992年福祿公帶領台灣17位族親回泉州晉江湖中謁祖;1997年福祿公號召海內外族親集資,重修原鄉「延魯張公家廟」(原名「鑑湖張氏祠堂」)與「碩庵公小宗祠」。

在福祿宗長費心盡力的尋根之後,台灣張氏族人年年返回湖中謁祖。張方大紀念堂落成之後,張士箱公後代於每年重陽節齊聚紀念堂舉行秋祭祭祖;2012年更廣邀大陸宗親來台共襄盛舉,唯有血脈相連,才能促成兩岸親人的再聚首。2005年族親提議續修族譜,在編審委員會的努力之下,終於在2011年辛亥百年之際出版《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福祿公於2008年仙逝,未及看到新族譜問世),且因應兩岸的開通與和平交流,將堂號「鑑湖」改置於「台灣」之前。

開台祖士箱公晚年曾鐫刻三圖章,分別為:「志在祖宗」、「未了工夫」與「兒孫勉旃」,期勉後代子孫慎終追遠、飲水思源。1765年《鑑湖張氏家乘》、1985年《台灣鑑湖張氏族譜》,以及2011年《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串起兩岸鑑湖張氏宗親一脈相承。20129月筆者到訪位於泉州、由大陸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親題館名的「中國閩台緣博物館」,親見鑑湖張氏舊譜,懷想先祖開闢兩岸家鄉的篳路藍縷,以及兩岸親人緊密共享的血緣歷史,無限感動。

由於生產關係的改變,家族的功能不再是生產的核心。但是共同的祖先、歷史與記憶傳承,使得家族仍發揮聯絡彼此、互相扶持的重要職能,這也是我國獨有的社會關係。張士箱家族在台灣的綿延不絕,與大陸族親的密切往來,更是其中的典範。張士箱家族的發展史,印證了日據時期台灣作家鍾理和作品中的名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參考文獻】

〔清〕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1993年,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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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台灣鑑湖張氏族譜》,1985年,台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

《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編審委員會,《續修鑑湖台灣張氏族譜》,2011年,台北: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張方大慈善事業基金會、鑑湖台灣士箱公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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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七星居文集》,2008年,台北: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

李祖基,《台灣歷史研究》,2008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李志鴻、陳芹芳,《從「唐山祖」到「開台祖」:台灣移民與家族社會》,2002年,北京:九州出版社。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九):雲林縣》,2002年,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本文原載《祖國文摘》第18期,2013年8月號;小標題為編輯所加,內文見刊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台灣版序


文◎陳映真

在台灣讀到丹陽的《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以下稱「這本書」),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很大的震動。

這本書的末尾,附有好幾篇大陸讀者回應的文章,說明這些讀者在讀完這本書之餘,如何也在思想和感情上受到了深刻的震動。

海峽兩岸,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進程中睽隔了將近五十年。然而兩岸的知識份子在讀了這本書之後,竟而在他們的感情和思想中,引動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震波。究其原因,恐怕就在於兩岸共有了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

因此,把我們比較熱悉的、戰後台灣的文化殖民地化之構造加以凝視,對於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應有一隅之得吧。

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戰敗後訂立恥辱的「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帝的殖民地。台灣的殖民地化,和香港一樣,是老大中國悲慘的半殖民地化的結構部份。因此,一九一五年以後,在島內殖民地高教體系中受盡歧視的台灣青年,或奔向日本、或奔向祖國大陸,去尋求現代知識的啟蒙。其中固然有人成為親日精英,幹上警察、醫生、教師、律師……也有人成為依附國府在光復後衣錦榮歸的「半山」系精英,但更多地受到二年代和三年代日本和大陸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深刻影響,不但在日本和大陸內地參加革命,並且紛紛帶著變革的理想和知識回到故鄉台灣,廣泛地參加「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甚至台共,推動了自二年代以迄一九三一年的大鎮壓為止、前仆後繼、風起雲湧的民族民主運動。

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底,有一些留日回台和本地現代的前進的知識份子,經歷了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對舊中國完全失去了希望和幻想,蜂湧著尋找並且加入了中共在台灣的地下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在美國艦隊冷戰封斷海峽形勢下,島上展開了持續三年多異端撲殺的恐怖肅清(red purge),五千人刑死,萬餘人投獄。不但黨人遭到大屠,組織潰滅,從日據期英勇艱苦的民族民主運動中積累下來的解放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藝傳承,受到了根本性的摧殘。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武裝佔據台灣,封斷海峽,進一步將台灣改造成封鎖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並逐步建設深入干涉台灣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的「援助」體制。龐大、強有力、多金的美國「援助」機關,深入到台灣經濟、軍事、財經和文教部門,並對台灣的政治、外交的一般,起到全面指導監督和影響作用。

美國的「援助」計劃打從一九五年開始就展開頻繁的台美間人員交流,人員培訓等活動。設在台灣北、中、南美國使領館的「美國新聞處」(USIS)藉著圖書、展覽演出和文化活動向青年知識份子宣傳美國的「民主」、「自由」、「富足」、「友好」,宣傳美國如何對他人領土不抱野心,宣傳美國的科技、文化和令人豔羨的文明開化,當然也宣傳以舊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如何貧困落後、獨裁、及其必然的衰敗等等,影響深遠。

「美國新聞處」並且「發掘」和有計劃栽培台灣的畫家、文學家和學者,提供他們到美國參觀訪問和進修的優渥條件。除此之外,美國新聞處還有一項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廣泛介紹和協助青年學生到美國接受碩士以上高等教育。這項工作包括提供美國大專院校的相關資訊,協助申請獎學金等等。五年代以後,一批又一批台灣學生湧到北美洲「深造」。經過將近五十年後,為台灣積累了大量美國製造的博士和碩士,廣泛地佔據了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金融、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的領導高地,影響至深且遠。原來,自四年末開始,尤其眼看國共內戰形勢急速逆轉,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

使台灣知識份子全面向美國屈膝的機制,和丹陽在這本書裡指出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留學美國的「人尖子」們如何成為當代智力奴隸而滯留美國的機制,有相同之處,也有為台灣所獨有的地方。

先說特殊的地方。五年代的反共肅清,徹底清除了台灣的反帝民族解放的思想和知識。很長一段時期,在台灣反對和批評美國,可能招來足以破身亡家的「匪諜」帽子。台灣知識界喪失了第三世界前進的知識界批判戰後世界新殖民主義霸主美國的知識、思想和能力。另一方面,美國在東亞冷戰構造下,以反共安全體制深入台灣的文教和社會的肌理,在青年、知識份子的心中,早早建立了美國強大、文明、開化、富裕的形象。至今「學優而留美」,成了台灣青年學生最高的價值。

然而讀丹陽這本書,才知道經歷社會主義思想洗禮,在五、六年代高聲呼喊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中國大陸的青年學子,在八年代中期後,竟也曾經一度瘋狂地崇美親美;而一直到今日,正如丹陽這本書所描寫,大陸留美的「人尖子」中,過度崇媚美國,又極度輕賤自己祖國的人,竟而也大有人在!

這也許就得從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美屈服構造的共通性去尋找答案。

首先是美國著名大學的威望。戰後美國國勢高漲,很快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豪強,其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威力無遠不屈,鼎盛一時。在美國戰後大擴張的過程中,美國著名大學、研究機關、各種文教基金會也隨著各種美國對外「援助」計劃,人員訓練和人員交換計劃、透過國務院、中情局交辦的各種涉外研究──主要為戰後冷戰體制中美國戰略利益服務的各項「研究」,而鋪天蓋地地伸向美國勢力範圍下第三世界各國高教領域。於是類如哈佛之類的美國長春藤高校,在第三世界青年的心目中變成了最高學問、知識、文明和開化的象徵。進入這一類名校,獲得這類名校的獎學金,取得其博士學位,意味著在學識、人格上更靠近強大的美國,上足以被美國精英社會接納為同儕,下足以在知識、人格上高國人一等。於是,特別是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莫不爭先恐後,想方設法,到美國深造,從而形成對美國高教體系及其所代表的美國國益和美國意識形態的屈服機制。

這屈服機制的第二個支柱,便是丹陽所指出的「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滲透到一切美國所支持的人員交換計劃、人員培訓計劃、獎學金和基金會體制中每一個細部的、強勢美元所起到的作用。

特別是戰後的五、六年代,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生活窘困。在二戰中以軍事工業的擴張帶動戰後新能源、新技術、新的耐久消費財產品的開發,加上企業跨國化組織的整編,使美國成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而美元也相應地成為世界上最強勢的通貨。在美國的一筆美元小錢,在第三世界的生活中會翻譯成一筆相當的財富。

美國充份利用了這國際匯率上的不平等結構,最大限度地伸張美國對世界的物質影響和控制。美國支持的人員培訓、人員交換計劃中發給的薪資和費用,以美元形式表現的獎學金、津貼、基金補助等,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發揮了極大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吸引作用。正如丹陽在這本書上指出的那樣,美國以大大低於美國正常給付的代價,就可以讓第三世界貧困人民的勞動辛辛苦苦培育出來的智力,滯留美國,為美國所用;或向美國盡情傾吐祖國各領域的虛實以交換美元;甚至出賣對祖國的忠誠,不論身在美國或回國工作,終身成為美國忠誠不二的「合作的精英份子」(collaborating elite)。

第三個屈服機制是語言。英語作為強大國美國的語言,便附麗著一切與美國有關的政治、軍事、文化上「正面」的價值。因此,會不會說寫英語,會不會標準地、道地地、優美地說寫英語,在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中成為評價一個人的知識、文明開化程度甚至人格的標準。跨過英語說寫力的門檻,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於是進入英語世界的思想方式、價值體系、西方知識的意識形態的邏輯世界之中。語言的改造,是對一個人的民族國家忠誠的改造,也是價值系統和意識形態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逐漸和自己的祖國與民眾剝離,而自以為自己變成了美國或西方精神和文化的一部份。留學美國的制度,便透過第三世界知識份子對英語的崇拜和屈服機制,改造成身在美國或身在祖鄉的,美國價值、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為了在美國的學院世界出世和立足,在美國學院體系下的研究主題和思想,往往受到指導教授,支持研究的機構的意識形態、政治和利益的嚴格制約。在研究議題上,極大限度受到對美國或西方為重要、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對留學者祖國社會為重要、相關、有利的議題──的制約,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更多的時候,正如丹陽所指出的那樣,往往要按照美國的國益、政策,方針去做有害於自己祖國的調查和研究,否則,就極難取得學位。其結果,是美國在遼闊的第三世界,培育了大批為美國霸權秩序(Pax Americana)服務的、滿腦子美國價值和意識形態的、美國─白人中心的「合作精英」階層,或在北美學園、大企業和研究機關;或在自己祖國的產業、官僚、學術、文教各界,為美國的利益忠謹服務。第三世界國家每多了一個這種美國的「合作精英」,她自己就失去了一個祖國勤勞人民艱難養育出來的「尖子」同胞的忠誠。美國的國家權力和學術、文化的結合體所發揮的意識形態霸權,是這種「屈服機制」的第四個方面。

第五個「屈服機制」源自留學國美國的生活。對於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美國「生活水準」和他們貧困的本國者相去不啻雲泥。從薪給、研究費、住房、日常消費用品、社會福利以至於研究設備、施設和學研環境,.都是一個留學生一旦返國就要有覺悟立刻與之斷絕的。在相應於先進國先進環境、生活、設施而發展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知識,一旦離開先進的環境,回到近於前現代的祖國社會,不能不頓時失效,研究不能不中斷,技術無用武之地。此外,社會保險體制,住房、耐久消費財的預付制等形成的枷鎖,都使留學學者的生活和美國資本主義體制發生盤根錯雜的糾葛,動彈不得,形成了使第三世界滯美知識份子歡歡喜喜地「屈服」不歸的機制。

殖民地制度的傷害,絕不只限於物質上的掠奪和社會的貧困化,也不只限於肉體上的壓榨、苦役和拷問。殖民地體制對於人的人格、精神和靈魂的加害,有時歷數代猶無以療癒。舊殖民制如此,戰後的新殖民制亦復如此。

殖民主義的內核,是現代產業資本對前現代社會之勞動和資源的強權佔有與剝削。而以這種殘酷佔有與剝奪為實體的殖民地制度,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卻以「文明」對落後、「現代化」對後進的評價,將殖民主義的野蠻作用加以合理化、加以美化。殖民壓迫者和掠奪者變成了教育者、文明開化的教化師、現代化的傳播者和建設者。而被殖民者即成了愚昧、未開──落後的土著,沒有殖民者的教化,不經由按照殖民者形象自我改造的努力,永難於成為現代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被殖民者的抵抗和忿怒,轉變成對殖民者的歆羨、崇拜、取媚和依附;被壓迫者的自尊、義憤轉變成自卑、自棄;而極度的自卑、自慚發展成對自己民族、文化和祖國的恨惡和憎厭。而這種「近親憎惡」,又表現於自己在語言、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民族和國家認同上向殖民者世界的投靠、降服、依附和自動自願的同化。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現實生活存在的嚴峻的民族與階級的壓迫與歧視構造,使被殖民者墮入絕望的自卑與自慚。日本侵華戰爭前夕,為了強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華戰爭中的忠誠,日本人在台灣展開的「皇民化」洗腦運動,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極度的民族自卑,而後開啟一條透過「皇民煉成」(意謂自我改造成皇國日本的國民之一員)而求取與日本人「一體平等」的地位的途徑的欺騙性同化運動。皇民化即非中國人化,亦即脫(離)中國化。因為戰後在台灣的中國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構造下,在台灣未經清算的皇民主義,終究發展成為今日以親帝國主義(美、日)、反華、反共、脫華為本質的「台灣獨立運動」,便是一個慘痛的實例。

而在丹陽的這本書中,文化殖民的傷痕則表現為大陸滯美一部份知識份子之貶憎中國,崇揚美國,以改隸入籍於美國而自得,背叛自己的祖國,對洋人「低眉順目」而贏取洋人支給「不同政見者」的津貼……一類的人物。新殖民主義對人格心靈的殘害,曷勝乎此!

當然,這卑瑣猥賤的圖畫,絕不是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全部描寫。人們可以舉出成篇累的人名和歷史。高舉在殖民地宗主國接受教育而對民族解放的知識與運動張開了眼睛,英雄地投身於實踐的、第三世界革命家、革命的思想家、醫生、教授、文學家和社會運動家。正是他們,從戰後的五、六○年代,就在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主義支配下悲慘的土地上,豎起反美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從四面八方的被壓迫民族年輕學生的喉嚨,發出「美帝國主義滾回去!」的吶喊。

因五○年代初血腥的異端撲殺運動而荒廢、而白色化的台灣當地和留學美國的知識份子,竟而在七○年初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在乍響的春雷中,掙破了五○年代以來內戰和冷戰意識形態的枷鎖,展開了認識中國革命、認識中國現當代史的運動,從而對製造美國「合作精英」的留學體制展開了批判和反省運動。

這個反省運動影響深遠。離開保釣左翼的這一思想運動,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現代(主義)詩批判和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就無從理解。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保釣左翼在理論、社會科學上不暇建樹,隨大陸文革的落幕而終場,卻迎來八○年代台灣分離主義的反動。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在全面否定文革,並且大幅度向著改革開放換軌的八○年代上半,大陸年輕的知識界發展了從官學化的馬列毛體系掉頭,轉向目迷五色的西方的傾向。但十年而後,歷史挑選了丹陽的這本書,對這個傾向提出了深刻而生動的反省和批判。

丹陽的書和文章在大陸刊出之後,迎來廣泛知識份子、勞動者、市民和學生的廣泛而激動的返響。這激動的返響,說明社會、民眾與「合作精英」之間的龜裂,表現了大陸社會、知識、文化界健康的一面。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丹陽這本書,在寫作上沒有採取厚重的論說方式。丹陽極其成功地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描寫,把深層的思想和鮮活動人的情感揉合起來,造成一種光是理論論述所絕不能達成的、深刻的感染力,把反省和批判的種子,深植人心,讓它在日後的生活中萌芽。

但是丹陽的反思,還有待更多類似丹陽的,懷抱著主體意識和反思意識的中國知識份子,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複雜而頑強的機制。

這是為什麼在台灣的我和不少的朋友對丹陽這本書感到激動的原因。而如果台灣的保釣運動左翼在七年代的反省╱批判運動在八年代後的弱質化有其歷史的、社會的複雜因素,那麼,以丹陽這本書為象徵的大陸知識份子對待文化殖民主義的反省和批判的發展前途,也引起我們密切而熱情的關注。

敬以為序。

一九九七年七月


(原載:丹陽,《回歸的旅途──給文琪的十五封信》,1998年,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14)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評介威廉.恩道爾《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


1996年華人世界出現了兩本引發熱烈討論的著作:《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中國可以說不》。留美中國學者劉康與記者李希光等人,合作完成《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以他們在美國生活工作的親身經驗,將美國透過媒體、學者、出版品、好萊塢等各種管道來圍堵並「妖魔化」中國的真相,傳達給遠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讀者。中國大陸本地記者宋強、湯正宇,以及作家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人,聯合撰寫了《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反省並批判了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社會所瀰漫的親美氛圍,鄭重地指出「美國誰也領導不了,它只能領導它自己;日本誰也領導不了,它有時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幾位年輕的作者,不久後又推出續集《中國還是能說不》

書中的觀點在華人世界引起熱議,但隨即引來排山倒海的批評。包含台灣在內的諸多讀者,認為批判美國與親美現象,就是象徵極端、狹隘、無知與孤傲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抬頭。類似的觀點,認為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是中國的典範,他們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式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都是中國要學習的對象,中國不該妄自尊大。這些錯將恩人當敵人的想法,至今仍在大陸社會蔓延,台灣就更不用說了,各種社會問題只會被開出一帖藥單──不夠自由化、不夠民主化、不夠美國化。這讓人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流行一時的《河殤》紀錄片,指責中國文化是源於黃土高原的大陸文化,代表落後、保守與封閉;而西方則是海洋文化,象徵進步、年輕與活潑。《河殤》認為,中國文化必須向西方全面開放,脫胎換骨,否則,中國將會「被開除球籍」。

「美國」被許多中國人視為美麗之國、人間樂土。相比之下,包含台灣人在內的許多中國人,則認為中國什麼都不好、做什麼都不行,中國人是劣等民族。大陸學者王小東將中國人這種心態稱為「逆向種族主義」,是一種反人性的病態。

新世紀伊始,美國以各種理由啟動戰爭,入侵其他國家,導致被入侵國家傷亡慘重、民不聊生,但這一切都被冠以「正義」之名。蘇聯瓦解之後,美國最大的眼中釘便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為了打擊中國這個心頭大患,美國招式盡出,和平演變、支持分離勢力,宣揚中國威脅、中國崩潰,將中國形塑為邪惡軸心之首等等,無一不為。戰後台灣問題的產生,也是根源於美國公然介入中國內戰,強行分裂海峽兩岸,聯合日本「以台制中」。這一切的一切,看在信仰「唯美主義」的諸多中國人民眼中都成不問題,反而認定美國帶著一顆慈悲的心,「重返亞洲」引領中國走上「普世價值」的美麗新世界。

中國人必須居安思危

對美國而言,這個世界只能有唯一強權,就是美國。看在非洲、拉丁美洲諸多受美國欺凌的國家眼中,美國強權終究是霸權。當陰謀不再只是陰謀,而是赤裸裸的陽謀,走路復興之路上的中國人,能夠繼續「矇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嗎?

中國大陸兩會剛結束,「習李體制」正式上路。314日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歐巴馬隨即致電習近平:「祝賀他就任國家主席,兩國元首同意加強合作,並推動高層互訪」。習近平則答以:「中方將堅定不移維護和促進中美關係,他希望兩國相互包容,使太平洋成為真正的『太平』之洋」(《中國時報》,2013-03-16)。國際情勢詭譎多變,中美關係看似平靜無浪,孰知背後暗潮洶湧呢?著名德裔美國經濟學者、地緣政治學者威廉.恩道爾(William Engdahl)指出:「華盛頓用『慢火煮蛙』的策略來對付中國,並逐漸把火調大,妄圖重創直至扼殺中國發展。雖然離沸點已經不遠,但中國仍有時間,對於中國領導人和人民而言,現在絕對不能對對手的殘酷和意願抱些許幻想」。恩道爾懷著對美國霸權的深惡痛絕、對世界和平的期待,以及對中國人民的祝福,完成新作《目標中國:華盛頓的「屠龍」戰略》Target China),20131月由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傳統的戰爭都是訴諸於有形的武器軍火,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時代,更必須緊惕無形、慢性的侵略,這也是恩道爾所說美國對中國的「慢火煮蛙」戰略。中國老祖宗說居安要思危、防患於未然,復興中的中國不能樂而忘憂,而步入笑面虎為中國設下的陷阱。因此,本文特別向台灣讀者推介恩道爾的作品《目標中國》。恩道爾出版過《石油戰爭》《糧食危機》《石油大棋局》《霸權背後》等書籍,有系統地向讀者披露美國與西方特殊利益集團(恩道爾稱西方150家控制世界經濟的跨國公司為「全球卡特爾(Cartel)聯盟」)對世界的壟斷與宰制。在這本《目標中國》中,恩道爾從貨幣、石油、農業、健康、軍事、經濟、環境與媒體等八個環環相扣的面向,剖析美國及其私人權力聯盟透過各種管道圍堵、壓制中國的事實。

美國慢火煮中國的八道程序

順著恩道爾在書中提出的八個面向,以下簡介《目標中國》一書的內容。

一、貨幣:1944年布列敦森林會議之後,美國主導了戰後國際貨幣制度。近來美國經濟實力不斷下滑,美元後繼無力;相較之下,中國經濟則是維持著增長的態勢。匯率問題涉及一國經濟核心與政局的穩定。為了維持美元在世界上「核心貨幣」的地位,讓美元持續高坐國際外匯交易首把交椅,美國不斷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向中國施壓、迫使人民幣升值。此舉不只是要削弱中國的出口能力、破壞中國經濟安全,更是要讓人民幣最終成為全球流通貨幣,致使中國完全開放資本市場,為華爾街的金融巨鱷與其他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掃除障礙。

二、石油與能源:1994年中國從石油出口國轉變為淨進口國,對外石油能源倚賴日益加深,確保石油供應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重要課題。目前中國主要的石油進口地區是中東與非洲,美國正對這些地區布兵列陣。例如美國出兵利比亞、增兵葉門,都是為了避免石油資源不斷流向中國。位於亞洲的緬甸,油氣資源豐富,陸地與近海也被探勘出石油。為了改變緬甸政府的親華立場,美國再度複製「顏色革命」模式,由美國政府所資助的「民間組織」──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2007年發動緬甸的「袈裟革命」(又稱為「藏紅花革命」)。此外,在中國境內的西藏,擁有世界上最豐富了鈾礦、硼砂礦,鋰礦儲量占世界一半,銅礦儲量則是亞洲第一,鐵礦與石油儲量居亞洲前列,又與印度接壤,是相當重要的戰略位置。要破壞中國的穩定,西藏是首當之衝。美國中情局、國家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等組織在2008年挑起西藏「3.14事件」,並支持達賴與其他藏獨組織在西藏煽動騷亂。在歐亞能源運輸的渠道中,中國油氣管很重要的一部分會經過新疆,新疆的穩定對中國與上海合作組織(SCO)成員國家都至關重要。同樣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支持下,疆獨組織世界維吾爾大會(總部設於華盛頓)不斷製造新疆的動亂,包括2009年「7.5事件」。新疆只要有所動盪,上合組織的向心力就會被削弱,也破壞了中國長期的能源戰略。恩道爾指出,美國已經發動對中國的「能源冷戰」,看準中國對外能源的需求與依賴,乘隙而入,以破壞中國的能源安全。

三、糧食與農業:恩道爾指出,當30多年前美國速食進入中國之後,中國人民的膳食結構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速食餐廳在中國的擴張,目的是要削弱中國的獨立性和戰鬥精神。美國進攻中國食品安全的主要戰線,就是美國農業部、孟山都公司(Monsanto)及其他農業、化學巨頭公司聯手,將轉基因主糧輸入中國。當美國轉基因作物進入中國,中國無法再用自己的種子生產。從種子、農藥、殺蟲劑到肥料、農業機械,甚至是信貸體系與銷售規模都必須臣服於美國農化公司,等於拱手將中國的食品安全與農業體系奉送給美國。轉基因作物不只會汙染食品鏈,更已被證明會破壞哺乳類動物的生育能力。因此,恩道爾稱轉基因作物是一匹「特洛伊木馬」,以專利壟斷種子,攫取美國最大國家利益。恩道爾警告,若繼續放縱轉基因產品,「終將被證明是新中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犯下的最危險的錯誤」。(筆者按:台灣對轉基因議題並不敏感,多數民眾對此議題亦陌生,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以下著作──顧秀林,《轉基因戰爭:21世紀中國糧食安全保衛戰》2011年,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Jeffrey Smith《欺騙的種子》2012年,台北:臉譜文化;Jeffrey Smith《轉基因賭局》2011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或是法國紀錄片《孟山都眼裡的世界》。)WTO的農業協定是由孟山都、雀巢、聯合利華等農業巨頭起草,以自由貿易為名,將貿易的地位凌駕於人民對食物的知情權,農作物從人類生存的基礎,轉變成為跨國生物技術公司的財產。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等於是為西方農業巨頭產品的輸入大開綠燈。此外,為了維護孟山都、拜耳公司等企業的利益,美國不斷向中國推銷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劑「農達」,以及尼古丁衍生物「新煙鹼」殺蟲劑。前者會導致雜草出現抗性(變成人造魔鬼「超級草」),造成土地嚴重貧瘠,也會削弱植物對病害的免疫力;後者則是一種新毒藥,不只會造成蜜蜂等授粉昆蟲大量死亡,也被證實會破壞人腦。美國政府向中國傾銷轉基因產品與高毒性化學品,就是要打擊中國農業,毀壞中國人民的食物鏈。

四、健康:對西方與美國的大型製藥公司來說,藥物與疫苗早已「武器化」。世界著名的輝瑞、強生、拜耳等製藥企業都分別屬於美國的洛克斐勒集團或英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集團所有,形成全球最大的製藥業聯合體,僅次於軍火工業。恩道爾指出,西方的盎格魯─撒克遜精英總以「羊群」一詞指稱人民大眾,戰後疫苗與製藥業便轉型成為控制「羊群」健康狀況的手段,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領導權也掌握在西方大型製藥業龍頭的手中。恩道爾將西方現代私營製藥集團稱為「毒品的托拉斯聯盟」,是「一架大規模殺傷和致殘人類的機器」,中國若對西方製藥產品沒有加以警惕,其危害可能超過19世紀輸入中國的鴉片。事實上,上個世紀80年代台灣便有有識之士提醒西方製藥業的危害,指出西方大藥廠的前身都是染料公司,將染料廢物提煉成藥品;而現代藥品的研發,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負擔的起,這些國家以「專利」的名義向其他國家施壓、要求開放藥品市場,從而長驅直入,過去的台灣和現在的大陸都是受壓開放的地區。李文榮在《謀財害命的製藥工業》一文的結論便指出:「科學的發展,若與資本或軍事體制結合,就變成少數權力及利益集團所把持,違背了廣大群眾的利益。製藥工業的歷史清楚地顯示:想以利潤透過市場工具來達到社會和經濟目的的結果,只會使社會和經濟趨向扭曲。真正的濟世靈丹,絕對不是能夠從科技本身去尋求著的」(參見:李文榮,《謀財害命的製藥工業──跨國製藥公司發展的考察》,《夏潮論壇》,19866月號,頁52-61)。將近30年前李文榮先生的調查,與恩道爾在書中的警告不謀而合。

五、軍事: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一部分,是要擴充亞太地區的導彈防禦系統,表面上是要針對北朝鮮,實際的目標則是中國。美國宣稱導彈防禦系統是防守的手段,實際則是攻擊的手段。過去美國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以包圍俄國;現在則是加強與印度、菲律賓、日本與韓國的軍事同盟,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來包圍中國。歐巴馬在2011年宣布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軍,事實上美軍在這兩地的戰局已露敗跡,撤軍的目的是要將重兵拉回亞洲、劍指中國。恩道爾指出,美國未來對中國的戰略,是結合隱形轟炸機與潛艇等武器的「海空一體戰」。摧毀中國布防的遠距離偵察雷達與導彈系統,首先要實現對中國的「致盲」,接著是對中國本土的大規模空襲,再進行海上作戰。為實現此戰略,必須有軍力部署的配合,因此在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南海、印度洋、澳大利亞都有美國海軍與空軍的存在。除了在太平洋的部署之外,美國也啟動了進入印度洋的戰略。2005年美國情報機構的年度報告將中國描述為「正在浮出的危險」,並指稱中國正在與孟加拉、緬甸、柬埔寨、泰國等國家,建造一條包含南海在內、環繞印度洋的軍事海上通道──「珍珠鏈」。美國不允許世界上其他經濟區域挑戰其霸權,而中國的崛起以及亞洲其他小國近年來的經濟成功,加上美國經濟急劇下降,迫使美國開始重新思索印度洋的戰略地位。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也就是要重新控制印度洋上的海運通道與南海海域。「珍珠鏈」可視為中國「命之所繫」的能源通道,美國加強韓、菲、越、日、澳等地的軍力,並在中國與鄰國的南海領土問題上指三道四,主要就是打算拉斷這條中國的「珍珠鏈」。

六、經濟:華盛頓與華爾街為了加強對全球貿易體系的控制,讓中國加入WTO,致使中國在經濟上更依賴美國所確立的全球體系,成為這個體系的附庸。美國至今不斷利用WTO向中國施壓,一旦中國要發展本土技術,並將專利授予能與美國抗衡的自主發明,華盛頓就會透過WTO來干涉並懲罰中國。恩道爾指出,美國與WTO聯手對中國施以複雜的新型貿易戰,其本質與19世紀40年代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發起的鴉片戰爭並無二致。恩道爾在書中也專節討論了近來在亞洲國家引起熱議、台灣馬英九政府宣布要在十年內加入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美國貿易代表署曾表示,TPP是要「突顯美國優勢和價值」;歐巴馬也曾宣布,TPP的目的是要「振興美國經濟,減少貿易和投資壁壘,增加出口並能有效解決美國首要問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問題是,美國一直對TPP的磋商和內容守口如瓶,恩道爾批評歐巴馬政府是要透過TPP來遏制中國經濟,蓄意將中國排除在外,與締約國或地區共組由美國領導的「反華經濟聯盟」,「此舉對中國極其不利」。

七、環境:目前中國能源開採的項目中,最令人憂心的是頁岩氣。頁岩氣的開採,通常要對地下1公里至幾公里深處的頁岩進行爆破性「壓裂」或水力致裂,如此開採方式已被證實在地震活躍區會引發地震。美國石油公司建議中國的中石化公司先開採四川與新疆的頁岩,但中國西部地區卻是地震活躍帶。此外,由於鎖住天然氣的頁岩密度極大,為了將其打碎以獲得天然氣,必須把含有包括苯在內的化學品沙水混合物利用高壓泵輸入井內,粉碎岩石後形成數百萬條小裂縫,頁岩氣才得以滲入管道。注入井內化學物都是劇毒液體,研究證實這些化學品與氣體都會汙染含水層。如此破壞環境的頁岩氣開採技術由美國發明,並由前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推動開採的浪潮,2012年初傳入中國,與西方幾家大型石化公司合作開採。

八、媒體:二次大戰後,美國中情局開始推動文化冷戰與文化侵略。(筆者按:恩道爾在書中對文化冷戰著墨不多,讀者可另外參考──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2002年,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亞洲的情況則可參考──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2012年,台北:稻鄉出版社。)恩道爾指出,美國在佔領伊拉克之後,加緊了對其他地區的文化侵略,其管道包括好萊塢、CNN、《紐約時報》、Google、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近年來,這些媒體網絡不遺餘力地將中國描繪為新的敵國或是「希特勒統治的德國」。這場由美國發起的文化戰爭,目標就是中國的文化與媒體。Google、YouTube、Facebook與美國中情局(CIA)以及國家安全局(NSA)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除此之外,CNN、CBS、HBO、MTV、ESPN、Fox TV等電視媒體,以及《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等平面媒體,這些主流媒體都是被幾家大型財團所壟斷,媒體集中到少數幾個「精英」手中,形成一個巨大的訊息聯合體。恩道爾批評美國的全球媒體聯合體,「所謂的言論自由在2011年『9.11』事件之後便不復存在」。由美國領導的「媒體巨獸」正集中力量插手中國事務,舉凡南海問題、言論自由、中國經濟與貨幣政策等等,都能看到這部龐大的媒體機器的影子。(筆者按:2009年美國國防部設立網路司令部,2010年5月正式運作,啟動對包含中國在內全球範圍的網路戰爭。台灣並不關心網路戰爭,相關繁體字出版品付之闕如,只會隨美國媒體指責中國大陸封鎖網路。關於網路戰爭的情形,可參考大陸網路專家「東鳥」的相關著作──網絡戰爭:互聯網改變世界簡史》2009年,北京:九州出版社;《中國輸不起的網絡戰爭》2010年,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世界網絡大戰》2012年,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作者恩道爾表示,他在書中只展示了美國對中國主權種種威脅的冰山一角;「縱觀中國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所面臨的種種威脅,不難發現,單從表面上看,中國的處境就已經危機四伏。中國若想安然度過21世紀,還需全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加倍努力」。恩道爾指出,美國利用各種方式要使中國共產黨垮台,造成中國的巨大災難,「這些年來,他們一直借助政治化的非政府『人權』組織,身披貌似合法的外衣在中國挑撥離間,製造糾紛」。

讀者諸君或許認為恩道爾的說法過於誇大、危言聳聽。但不能否認的是,《目標中國》確實是一記暮鼓晨鐘,提醒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在與美國、西方交往過程中,凡事小心為上。揆諸中國近百年的歷史,西方強權以有形的武器軍火,強行打開中國大門,盡情蹂躪、踐踏、掠奪中國的大地與人民。於此同時,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民為了民族的獨立與尊嚴,無悔的貢獻身體與智識。中國的崛起與復興,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獨立與尊嚴,也是為了和平、不再遭受外力入侵,而不是為了擴張與侵略別人。這是中國民族主義最大的特色,也是與美國帝國主義最大的差別。為了更加公平與和平的世界,中國必須懂得保護自己,這應該是《目標中國》一書帶給讀者的啟示。

在台灣讀《目標中國》當然有其意義。自從1950年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之後,台灣除了在政治、軍事與經濟全面附庸於美國之外,社會、文化、思想與意識形態無不以美國馬首是瞻。誠如陳映真所痛陳的:「今天,說美國不是一個霸權國家,恐怕連右翼的美國人都不會以為是一種善意的辯飾了。世界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成為美國單極稱霸的世界。在台灣,1950年以降,美國透過援助、人員交流組訓、留學政策、獎學金、基金會、在文教領域長期採用美國原文教科書……到了今日,從總統府以降,不論朝野、各行各業中,美國出身的碩士、博士精英占取了幾乎一切領導高地。美國的意識形態、價值、學術,在台灣成為統治性論述。『無知與孤傲』就具體而微地表現了這個論述系統。但是如果我們的精英能安居於這樣的美國體系,倒是他們的自由,卻為什麼一定要大陸的知識份子不必提防『和平演變』,非得都要人家『變成奴隸』,而且『變成以後,還很歡喜』才舒服?」(陳映真,《評「中國不可以說不」論》,收錄於:宋強、張藏藏、喬邊、湯正宇、古清生,《中國還是能說不》,1996年,台北:人間出版社,頁5-6。)

剛逝世的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顏元叔曾說:「親美是中國的致命傷」。長年跟隨在美日強權身影下的台灣,只會戴著美國的有色眼鏡、用右眼看中國與世界。馬政府雖然「和中」,但「親美」與「友日」卻仍是其對外政策兩大主軸。台獨與民進黨更不用說,去年11月9日《自由時報》社論主張台灣應該「走回親美日歐民主國家的真正國際化路線」;蘇貞昌則是在今年2月附和日本右翼政客,要台灣與美日組成「民主同盟」,共同對抗中國。但是,面對美國對中國與亞洲的步步進逼,我們的鄰近地區人民都已起身反抗,高喊:「反對美日軍事同盟!美國全面撤出亞太地區!」(參見:媞潔,《亞太人民團結一致!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與戰爭!──第十六屆AWC幹事會台北會議速記》,《兩岸犇報》第49期,2013年4月號)台灣社會上下卻還在做處堂燕雀,自甘「霸道的鷹犬」,讓人不禁想起上個世紀30-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唱響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大地的《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附記】限於篇幅,本文無法詳盡介紹《目標中國》的內容。對《目標中國》有興趣,但沒有時間細讀的讀者,可以閱讀恩道爾的專訪文章:《華盛頓如何針對中國》(皇甫平麗採訪,《瞭望》新聞周刊,2013年第3期);或是上網觀看恩道爾簡述《目標中國》的視頻。

【新書】張方遠《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


書名:《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一個八○後台灣青年的自我批判與反省》
作者:張方遠
出版社:海峽學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6
定價:350
總經銷:問津堂書局(購書享8折優惠)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65
    電話:(02)2367-7878
網路書店:博客來三民書局金石堂有售


【聯合推薦】

許介鱗(前台大法學院院長):「我真感到慶幸,台灣新一代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吳國禎(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每個時代的芸芸眾生中,總有一些不一般的人,勇於說出不一般見識來。」

王曉波(《海峽評論》總編輯、世新大學教授):「我欣見張方遠能長江後浪推前浪,並祝福他能保持『青春的火燄』直到永遠。」

陳福裕(夏潮聯合會會長):「畢竟,春天是屬於我們的,但歸根到底還是屬於像張方遠這般年輕的一代的。」


【簡介】

本書作者張方遠,八○後,出生於雲林。進入大學以前,他信仰「打倒萬惡共匪」;進入大學以後,因緣際會之下,開始自我追尋被切斷的台灣歷史,以及被蒙蔽的左眼。

收錄在這本集子之中的文章,大約十餘萬字,是作者近兩年多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初步成果,不只表現了他對幾個議題(諸如:國家認同、兩岸關係、台灣歷史與人物、民主發展……等)的省思,同時也表現了這段時間以來,作者的思想與世界觀的變動軌跡。

這本小書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作者與友人、與自己對話討論之後的產物,或許可以視為作者正在譜寫的青春之歌,也是他們正在追尋、迎接、把握春天的小小努力。希望他們所高唱的青春之歌,可以化為火燄,持續戰鬥、不斷前進。
書名摘自李雙澤作曲、梁景峯作詞的歌曲「老鼓手」:「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燄,是豐收的大合唱。」李雙澤,1949年生;1976年12月3日在淡江校園演唱會中,率先喊出「唱自己的歌」,秉持「大聲說話,用力敲鐘」的精神創作,著名的作品是《少年中國》與《美麗島》等歌曲。1977年李雙澤在淡水海邊,因救人溺水而英年早逝。相關作品於2008年由野火樂集出版《敬!李雙澤:唱自己的歌》專輯。摯友王津平稱李雙澤:「他不是個英雄,他是個熱愛人類的中國藝術工作者」。


【搶先試讀】

戴國煇: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林書揚譯)

博主按:已故的旅日學者戴國煇,甚早進行了台灣霧社起義的研究,並在日本組織研讀會。長文〈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正是相關研究中較為突出的一篇,不只論證了1930年霧社蜂起事件,對於台灣、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更破除了近來「主流」台灣史學者對於霧社起義的扭曲與誤解(有「主流」台灣史認為霧社事件只是「抗暴」,而非「抗日」亦非「反殖民);當然,在此時此刻重讀此文,也令人體悟了近年來被建構的「霧社神話」的危機。這篇文章由台灣愛國左翼前輩林書揚摘要譯出,刊於1990年第30期《遠望》。〈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的全文,請見魏廷朝翻譯戴國煇原著《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上冊)》(2002年,台北:國史館),頁281-334。
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
戴國煇◎著
林書揚
本文作者戴國煇(左)與譯者林書揚(右)

《遠望》編者按:本期為紀念霧社原住民起義事件60周年,特刊載林書揚先生譯,史學家戴國煇先生著作的「霧社起義與中國革命」一書文章,由於本書已即將付梓印行,故本刊僅摘錄其中一章節,讀者將可在出書之前先睹為快!
前言
1930年10月27日,當時還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爆發了著名的「霧社蜂起事件」。這對日本統治當局而言,無疑是意義重大的一大衝擊。
之所以說是一大衝擊,首先是因為起義的部落,是被日本當局視為「蕃界」中最「開化」、「溫馴」,生活、教育水平較高的霧社高山族。其次是日本當局刻意塑造的「理蕃」工作成果象徵、苦心培育的「理蕃」工作潤滑劑,塔吉思.諾賓(花岡一郎)與塔吉思.瑙一(花岡二郎)二人,既不顧身為警官的職責,不但事先未通報,還毅然投身起義行列,拒降自盡。(一郎全家一齊自盡赴死,二郎為保妻子的胎兒,先令其潛赴叔母家後自縊。)再則這次起義,顯然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長期準備的襲擊,不似從前一般禍延漢人。在這次事件中,日籍受害者多達134人,是「理蕃」史上最為慘重的一次。
使日本當局更加憂心忡忡的是,表現在起義過程中顯著的「民族意識」性質。當起義的高山族湧入他們最終攻擊目標──霧社小.公.蕃童教育所運動場──的時候,異口同聲高呼:「內地人(日本人)連小孩也不放過!本島人(漢人)不殺!」。他們看見日本人的官、公舍就縱火,對漢人的商店房屋則不但不燒,反而細心避免延燒禍及。自整個起義過程中,只有兩名漢人死亡,當中一名成人係為流彈誤傷,小孩則因身著和服遭誤殺。
當時,正值世界經濟大恐慌谷底,日本資本主義體制根本地動搖,無論是在都市裡或農村中都人心惶惶。日本的殖民統治體系也無可避免地遭到必然的衝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應地聲勢高漲。剛好在這時候爆發的「霧社蜂起事件」,很明顯地具有「殖民統治下的民族壓迫與勞力剝削問題」的性質。日本當局自顧不暇之餘,惟恐星火燎原,引發台灣島上其他高山族以及漢人,進而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於是動員了它現代化配備的軍隊,進行殘酷、血腥的鎮壓。
受到霧社起義衝擊的不只是日本殖民政府。高喊著民族解放與階級鬥爭,在日本當局高壓下推動運動的漢族社會運動家和知識分子,也受到霧社起義莫大的衝擊與啟發,認識到「晚開化」的少數民族也潛藏著強大的革命力量。
本文根據當時的報刊雜誌的紀錄,試圖整理出當時漢族反體制運動家、知識分子,受到霧社起義衝擊的態度和思想上的轉折,及如何受到該事件的啟示而深化本身認識,並加以研究。
島內抗日左翼對起義事件的反應與自我批判
在筆者以《台灣新民報》為中心,追蹤台灣抗日右派、民族派對霧社起義事件的反應過程中,可以看到,《台灣新民報》雖然屢遭削除與伏字的厄運,但總還可以把事件前後全部刊載。與之相比,屬於抗日左翼的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系統的報紙《新台灣大眾時報》,由於三.一五、四.一六大檢舉事件後的嚴厲彈壓,幾乎可以說一發刊便糟禁止發賣和沒收處分。筆者目前知其所在的僅有的三冊(第一冊是第二卷一號,三一年三月;第二冊是第二卷三號,同六月;第三冊是第二卷四號,同七月),都印有警視廳的發賣頒布禁止的圖章。
下面再看看該雜誌對霧社蜂起事件的反應。
一、三一年三月號上,有一篇署名雪嶺的論文,題為「霧社蕃然蜂起的真相和我們左翼團體的態度」。在當時所有的有關論文中,算是最有系統的一篇,而全篇中與本稿中題具有直接關連因此而令人注意的,是(7)霧社蕃人蜂起的意義,與(8)左翼團體的態度兩項。
關於蜂起的意義,雪嶺如此論述:「長年來承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最殘酷的╳╳(榨取)與╳╳(凌辱)的霧社蕃人,果然起而以死對抗這個╳╳(日本)帝國主義了,依總督的公報,說是突發性騷擾事件,我們都不如此想。在資產階級兩大政黨的醜惡的紛爭下,此類事件由於有危及濱口內閣生命之虞,因而總督府的方針不用說全在隱蔽事實、曲解意義。這種情形一如向來流行於官場的表面文章的任意草就。關於蜂起事件,只要稍加研判前後之情勢,任誰都能斷定,是一種有計劃的內亂,屬於民族╳╳(革命)。╳╳(日本)帝國主義在蕃地所採行的胡亂荒唐的劣行,可以說全世界無出其右者。因而霧社蕃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痛苦,當然已達極點。祖先留傳的土地於今安在?獨立之主權一旦而消失,自給自足之經濟組織已受破壞,且被封鎖,人如牛馬被驅往勞役。警察官肆情侵犯蕃婦或其女兒。這些都是霧社蕃人最為痛恨的事,是促使蜂起的原動力。試想陷進如此悲慘境遇的霧社蕃人,如何能不起來革命呢。在階級分化尚屬曖昧、頭目之執政權被剝奪的情況下,蕃人反抗的唯一對象,除╳╳(日本)帝國主義外無他。蜂起事件帶給我們台灣人解放運動很大的教訓。從來我們對蕃人的╳╳(運動)不太懷有關心。蕃人與台灣人的╳╳(運動)假使╳╳╳(以下全文伏字)」。
從以上的抄譯,可見雪嶺在用語上,如蕃人、台灣人等類,一如前面介紹的《台灣新民報》。較大的差異在於雪嶺不曾使用兇變、出草等字眼,進而一貫地把事件認定為民族革命的蜂起。
再者,蜂起事件的衝擊,使他們承認一向輕視高山族解放運動的,自己的淺視,對於所謂的教訓,也不像《台灣新民報》那樣只論及當局應該接受的教訓,而把它與自己的解放運動連繫起來,做為強化未來運動的一契機,表現出前瞻性的姿態。當然,輕躁地高喊革命的傾向一如後引同派系的諸論文,但這一點並非其特有的問題,而是該時期的世界性恐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般狀況,與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台灣左翼周邊的中國、日本左翼運動的總的氣氛所使然,我們應如此想。
接下去,在(一)(八)左翼團體的態度的一段中說:「蕃人與台灣人、同屬弱小民族,同樣處在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榨取)所╳╳(壓迫)的地位。(以下伏字太多無法判讀、中略)。在霧社蕃人蜂起之際,我們左翼團體向勞農、無產市民進行過散漫的宣傳,或以個別╳╳(行動)表明『反對出兵霧社』。但這種態度甚為消極,顯屬大錯。民眾黨對霧社一直操持沉默,到了日本大眾黨的河野密來台(正確地說,日本大眾黨決議派遣其來台後),始發電報表示歡迎,應付一番。又,自治連盟的走狗們,言明對霧社事件要慎重處理,向官憲聲明擬取消演講,甚至有其地方黨員,偽稱係街民代表,親赴戰地慰勞討伐軍。這正是背叛民眾的黨,暴露出其╳╳╳╳╳(走狗之本性)的行為,不待我們多言。霧社蕃人蜂起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虐殺)蜂起蕃人,在各地徵召人夫,且把人夫工錢剋扣。即在當時,我們左翼團體應該展開反對徵召人夫反對剋扣工錢的鬥爭。經由這種鬥爭,促使一般大眾認識╳╳(革命)事件的意義與台灣人和蕃人所處的地位,同時有必要把它推向╳╳╳╳(武力鬥爭)的新階段。可是當時我們所有的左翼團體,主體力量薄弱,無法推進勇敢的鬥爭。我們左翼團體再度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
對有關團體應有的態度的雪嶺的自我批判加以議論以前,似有必要先對該時期的台灣抗日運動各派的大致情況性質加以澄清。
第一次大戰後,隨伴著新思潮的衝擊與殖民地統治的展開,留學於日本與中國大陸的台灣青年的民族意識顯著地高揚了。他們充分利用身在島外的有利性,組織一些讀書會等革命團體,利用休假機會回台舉行演講會等,努力於啟蒙運動。這些活動促進了島內知識分子的民族自覺的提高,後來與土著資產階級中的民族主義派以及對民族歧視懷有不滿的大資產家和地主階層等抗日右派發生了連繫,終於結成了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
該協會在誕生初期,雖包含上自如林獻堂等大地主下至勤勞者階級,但一來當局恐懼該協會隨著殖民地開發的進展而繼續發展,因而採取了分化策略,再因受到俄羅斯革命、中國革命、大正民主等影響,在台灣青年之中,除了民族自決思想外漸有被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思想所吸引者,會中思想狀況漸趨複雜。
後來,由於急進少壯派的發展日盛,隨著會中分化亦加深,以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第一次全島大會為最終而決裂。協會的主導權歸連溫卿、王敏川等無產青年手中,而林獻堂等資產家以及中上層地主,和崇拜孫文的民族主義派,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蔣渭水、謝春木等,則退出協會而另組台灣民眾黨(二七年七月十一日)。
但即使在這一個新成立的黨裡面,也自始便有相對立的兩個集團,一方面是以蔡培火為指導者,先行肯定日本的統治,徐圖以合法手段設置台灣議會實現地方自治改善本身地位,企求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發展,階級諸權利的伸張的,資產家、地主階層的一派;和蔣渭水、謝春木等所代表,以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民族主義者的一派。後面一派主張「全民」的解放運動,組織「全台灣人」(當初並未包含「蕃人」),把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合併進行,在一定條件下和世界上弱小民族與無產階級相提攜,爭取民族自決為目標。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該黨召開了第二次大會,主流派的蔣渭水派,受到各國無產階級的抬頭與殖民地反帝國主義鬥爭及中國革命情勢發展的鼓勵,終於向大會提議與世界弱小民族及國際無產階級結成聯合鬥爭。翌二九年發生了世界大恐慌,因勞農爭議的頻發,與來自已經左傾化了的台灣文化協會的批判和打倒運動的刺激_,該黨顯出進一步的左傾趨勢。順提一下,此時的文化協會,已經處在二八年四月十三日結黨的台灣共產黨的影響之下。不過,共產國際內部的混亂,和中日兩國左翼運動的分裂與混迷,帶給台灣內部甚為深刻的影響,連溫卿一派雖然曾經為了把協會的主導權自抗日右派手中奪取而活躍過,此時也被目為山川均系統而受到排斥。
無法跟上主流派的左傾路線的蔡培火一派,終於在三○年八月十七日,把同年二月以來協議中的「以地方自治改革為目的之結社」──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付之於實現。
而霧社之起義事件,正發生在這樣的分裂抗爭的風暴中。看看事件前後,文化協會在各地召開攻擊台灣民眾黨與台灣自治聯盟的演講會一事,便可瞭然個中情形。
雪嶺在「左翼團體的態度」中,在未自我批判以前,先把自治聯盟形容為「走狗」,且對民眾黨的沉默也表示非難,其理由可以從上記抗日各派間的分裂抗爭,和文化協會少壯派的急進主義者們所處境遇,去加以推察。事實上自治聯盟除了在日的楊肇嘉的抗議活動外沒有什麼動靜。甚至有如雪嶺在文中所做的指責,有些人「慰勞」「討伐軍」。在徵集慰問金一事上提供合作。這些事實也被登載在《台灣新民報》上。即使這種協助官方的行為非出於本意,只是保身術之一種,然而在自治聯盟系統的資產家、大地主、地方豪紳們來說,高山族本來就是蕃人,有的很認為他們的存在與己無關連,頂多是一時憐憫的對象,這樣的心態,的確是當時這些人的實情。
有關台灣民眾黨的動態,前已有詳記,不再贅述,但雪嶺對民眾黨的非難未必完全正確,多少有一點遷怒式的發言。還有,如前述,文化協會會員是在河野、河上的演講會上有過妨害的舉動。事實上不只是會場上的妨害,該協會本部和同系之台灣農民組合本部聯名,對河野河上兩位提出要求離台的決議文。
當然,該協會對河野、河上的調查的反對,演講會上的妨害,不過反映著當時日本國內左翼運動的分裂與抗爭。不止於如此,台灣的青年急進主義者,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正遭受到一次接一次的嚴厲的彈壓,逐漸走向極左宗派主義的偏差,漸漸地失去了融通性與運動中有原則有彈性的適應能力。
因而在最需要聯合鬥爭,也具有聯合鬥爭的條件的狀況下,仍然擺脫不了過去的包袱,不但無法結成統一戰線,對霧社起義事件也只能採取抵消中間偏左解放運動的力量的對應方式。
文化協會派的自我批判,在學謙的「一九三一年劈頭第一聲」一文裡也能窺見。他指責當局的「討伐」是對「霧社生蕃弟兄」的無情彈壓和對勤勞大眾與無辜良民的威脅行為。對霧社蜂起事件則如此分析,「震撼世界耳目的╳╳(革命)的民眾暴動,促使我們的認識進一層深化。它帶給我們的教訓是甚麼?我們的運動從來缺乏與生蕃弟兄的連繫,我們不曾把他們組織成最勇敢的前衛部隊,不曾把他們納入戰鬥的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共同進行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因為這些組織上的缺陷和疏忽,使我們面向霧社╳╳╳╳╳╳╳(蜂起時無法有效)展開戰鬥,終至一敗塗地。今後有必要和生蕃建立緊密的連絡。」此外在同號同誌的編輯後記中,署名為暴君者,留有這樣一段:「自霧社事件發生以來,人們只是驚惶失詫異,進而胡亂猜測,毫無主見。這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肯思考蕃人的問題的緣故。今後我們必須關心這些十餘萬弱小民族的命運。」
二、《新台灣大眾時報》第二卷第三號(三一年六月二七日)
在本號,有署名一波的「借刀殺人的理蕃政策」。一面報導第二霧社事件,一面追究當局的責任,並且判斷本事件必定是當局不但故意忽視潛在危機,更積極利用分而治之的常套手段,煽動「友蕃(一波稱為背叛蕃)」令其虐殺素有怨隙的╳╳(霧社)蕃人。
有趣的是,一波的論文有異於上記的雪嶺論文,把蜂起事件評價為「雖尚未脫離從前的農民暴動水平,但帶給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的影響非常尖銳,且對世界╳╳(革命)將發揮不可限量的助力。」如不玩弄革命言辭而予以冷靜的觀察,將會發現霧社蜂起大概離革命還有一段距離。
關於《新台灣大眾時報》上的記事與文章到此為止。但文化協會派及台灣共產黨系的人們,除了在同誌發表論文外,蜂起後隨即以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日期在產業勞動調查所刊行的《共產國際》第四卷第十六號(三○年十二月八日)上發表「擁護蕃人暴動──台灣╳╳(革命)青年之檄」。另外以在台灣製糖會社工作一位陣(陳)元之名,發表「台灣霧社的暴動」在上海發行的日文雜誌《太平洋勞動者》(泛太平洋勞動者組合機關誌)第一卷第十一號(三○年十二月)上。及以蘇慕紅之名發表「關於台灣的民族革命」一文在《無產階級科學》的第三卷第一號(三一年一月一日)上,展開了相當活潑的論陣。
其中第一篇的「台灣革命青年之檄」,強調「蕃人的暴動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且是台灣╳╳(解放)運動高漲的第一聲。第三期特徵在台灣的最顯明的表現。此一鬥爭給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力相當大的打擊。因而削弱世界反動階級之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力。對世界╳╳(革命)的前進,帶來了客觀上相當大的助力。」然後對中國、朝鮮、日本及各國的革命勞動者、農民,及被壓迫大眾,提出擁護及支持暴動的呼籲。
其次,「關於台灣的民族革命」如此說,「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下的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革命現已開始進入前哨戰了!十三萬蕃人弟兄以武裝暴動向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展開拚死的鬥爭了」、「日本帝國主義者誣蔑蕃地同胞為無人性之人種,好殺異種人,殺文明人艮其肉,割人首級食之等等,不一而足,盡是歪曲誇張的謠言。蕃人弟兄姐妹決非如其所說,依此次之暴動情況可予證明。對於異民族之台灣民族,何以不加害?……官憲屢說蕃人全依感情行事,什麼蕃婦對日本的感情糾紛問題云云,真是一派胡言。蕃人弟兄斷非因官方謠言所說那樣的理由而出以暴動,也決不是他們所說的偶發性、突發性事件」,如此正面地糾彈與否定當局所播放的「兇蕃泰雅爾」逆血攻心原因說、男女兩性糾紛說,或偶發的事件觀等謬說。蘇慕紅更進一步報導說,「當暴動一爆發,帝國主義者立即以警務局之名義聲明『凡騷擾之蕃人及意圖參與其騷擾者必將加以徹底之鎮壓……』這正表示帝國主義者深怕革命蕃人弟兄與台灣民族攜手」,且因暴動中只襲殺日本人,當局懷疑或有漢族系台灣在背後策動,「急速派遣檢察官至埔里,專心專意想檢舉台灣人」。事實上,當時的台中州知事水越幸一,向警務局長、高等法院檢察官長、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長所呈送的祕密通報「有關霧社蕃騷擾中,本島人之行動」(「中警祕第一五二六號」、昭和五年十一月七日)中如此說:「鑑於此次霧社蕃騷擾,僅對內地人加以殺害,而未對本島人加害,令人懷疑蕃人與本島人之間是否有所通謀。尤以霧社內地人於遭難後家財亦被掠奪,而該地經營雜貨店之左記巫金墩、田財二名,在亂中全無損害,只將該店鋪由外面以木板釘封後從容下山,狀況可疑,乃予以調查訊問……(後略)」之云,證實蘇氏的報導確有其實。據傳聞,受檢舉的巫金墩等二人,被嚴刑拷打過。總之,此時被檢舉的漢族系台灣人後來如何,有必要加以追蹤。這是未被澄清的研究課題之,本人要記下來。
關於蜂起的意義與今後的展望,蘇文中說,「這次的暴動比之從前在組織性、計劃性方面雖比較進步,然而說不上成功,至為明顯。這不僅是台灣蕃人的本身條件問題。蕃人弟兄既屬一弱小民族,不能沒有與國際無產階級的連繫。蕃人問題也是國際無產階級本身的問題。無產階級的解放,如無殖民地無產階級的解放,幾無可能。蕃人的解放,如無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也幾無可能。我們必須將台灣革命蕃人的暴動,看做被壓迫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無產階級之間的連絡,必須把將來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再分配的紛爭以及反蘇維埃同盟戰爭轉化為無產階級革命。印度、安南、朝鮮等地弟兄們的鬥爭,必須與台灣的蕃人弟兄的鬥爭相連結」、最後以「讓我們不停高呼擁護無產階級祖國!」為結尾。
以上蘇文中的展望並未踰越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性意識形態,但如明白地把高山族擁抱為解放運動的弟兄,即使在共產主義聯營中亦屬劃時代之舉,值得特書。
陳元據說是一位糖廠工人。至今我們所看過的台灣左翼的多篇論述,一般都還襲用著蕃人的蔑稱。只有陳元,不但改稱土著民或高砂民族,當需要引用生蕃一詞時,特加括弧號以示非出本人意思。這種用語上的正確與慎重必定和他所強調,以蜂起事件為契機反省勞動運動與民族運動俾能獲得教訓的新觀點,有一定關連。
陳說:「回顧這次的暴動……(一)吾人不得不痛感今天台灣左翼力量之薄弱。台灣左翼,不但無法站在大眾日常鬥爭的陣頭,即使對於大眾生活中自然發生的鬥爭,也缺少強固的組織體而無力給與指導加以擴大化。如這次的霧社暴動,吾人坐視一個民族在自衛鬥爭中敗亡的悲慘歷程而無力伸出救援之手。(二)台灣的同志們必須因為在至今為止的民族運動中過低評估『生蕃』而從未伸出友誼之手之事,受到嚴厲的指責。暴動失敗的原因,必須由台灣的革命本島人(漢族系台灣人)負起一半的責任。在將來的階級戰爭中,和日常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口中的『生蕃』這個最弱最小民族,也有可能擔當很大的任務。因此台灣的勞動運動者,必須及早組織由下而上超越民族界線的統一戰線,加以鞏固,同時改進至今所犯的錯誤(過低評估高砂民族……原註)。把散在台灣全島的『二十萬』左右高砂民族認定為我們的真正同胞,伸手提攜同步前進」。這是作者自己說的,得自「一大衝擊」的教訓,同時亦提出「明白的暗示」,說「霧社暴動很遺憾地慘敗了。但我們不可忽略霧社事件與世界弱小民族的抬頭趨勢有一脈相通的地方。這個事件以無法否定的方式明示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進展形勢。」
陳元的自我批判,在至今所整理過來的左翼言論中,最客觀,對自己最為嚴格,毫無過分的高調。不過他雖然提議必須由下組織高山族,但如何突破當局的「蕃界封鎖」、「入山許可」等制度規定,卻沒有具體地提及,不能不說是缺失。以上對於台灣左翼的議論加以冗長的整理與論評。通觀望些,可以說台灣左翼受自霧社事件的衝擊大於中間偏左的蔣渭水、謝春木一派人。他們對於蜂起事件的評價,雖各有語感色調的差異,但對高山族的認識的深化,卻是曠野的共同軌跡。只是,所有的這些議論,不止在台灣,即使在日本也屬「禁止頒布」,因而對一般大眾,可想無法產生直接的影響。
(本文原載《遠望》,第30期〔霧社起義60周年特刊〕,1990年,頁41-48)

丘宏達:從國際法與國際現實看外蒙問題

博主按:200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聽大陸朋友說蔣介石是愛國的,因他保住外蒙,而是毛澤東丟掉外蒙。初聽此說法,頗為驚訝。後來在大陸網站上卻經常看到「蔣粉」與「果粉」拿此事來證明蔣介石的「愛國」,以及毛澤東的「賣國」。此謠諑到底由何產生,已不可考,卻無辜算在毛澤東身上。請見國民黨政府倚重的國際法專家丘宏達的看法,他已說得非常清楚,根本上證明了外蒙是蔣介石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放棄的,外蒙已非「固有疆域」:(一)外蒙在1946年1月5日已由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固有疆域已不含外蒙;(二)中華民國在1946年8月29日投票贊成外蒙加入聯合國;(三)後來國民黨政府反對外蒙入聯,其理由並非外蒙為我國領土,而是認為外蒙是蘇聯附庸,不符聯合國憲章。

丘宏達:〈從國際法與國際現實看外蒙問題〉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李厚高昨日指出,外蒙古事實上早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早非我領土。無論從國際法、國際現實及歷史背景等角度來看,李厚高的說法都是正確、務實的,外蒙確實在國際間早已是獨立國家,依國際法我國也難以認定外蒙為我國領土。

筆者就從一九四六年談起。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我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二月十三日外蒙代表蘇龍甲布在重慶與外交部長王世杰相互照會,同意建立外交關係及互派外交代表,但其後雙方均未派外交代表。八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外蒙申請入會一事表決是否推薦,我國投贊成票,但未獲多數(六票),因此安理會未能推薦外蒙入會。

我國雖已承認外蒙古獨立並支持其加入聯合國,但外蒙竟然主張我國新疆北塔山為其領土;在一九四六年六、七月大舉派兵入侵北塔山,因此八月十八日聯合國安理會再度審查外蒙入會申請時,我國投反對票,並說明外蒙入侵我國新疆,並非愛好和平,不能亦不願履行憲章之義務,並不具備會員國之資格,所以反對其申請入會。

我固有疆域應不包括外蒙

由於我國已承認外蒙獨立,因此並未在該地舉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外蒙也未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制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布、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因此,憲法第四條所稱我國的「固有之疆域」,應不包括外蒙在內。而憲法第一百十九條所稱「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應是指居住在內蒙建省地區(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興安等省)的蒙古人而言。而只對西藏地區明文在第一百二十條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

一九四七年印行的「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簡表」在凡例中說明,經中央核准備案的行政區域中,不包括外蒙,而註明「蒙古地方雖經我政府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承認其獨立,但詳確疆界,尚待勘定。」而在「中國行政區域概述」中,也未包括外蒙古在內。此外,一九四七年一月增訂、上海大中國圖書局發行內政部審訂之「袖珍中國分省詳圖」,於蒙古地方之輿圖上加印「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五日我政府通知庫倫蒙古政府承認其獨立詳確疆界尚待實地勘定。」

中蘇條約廢止    領土問題起爭議

由上述說明可知,我國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承認外蒙獨立後,外蒙已非我國領土。但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認定蘇聯「實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我國政府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此一廢約行為是否使外蒙恢復為我國領土,在國內是有爭議的。

行政院俞前院長鴻鈞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向立法院作的施政報告中說:「外蒙古的獨立,是我國在特殊情況下,被迫接受的,自蘇俄助匪叛亂,侵據大陸,我國宣布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後,我國當時同意外蒙古獨立的條件,業已不復存在。我國人民以歷史及情感的關係,都已認為外蒙古恢復為我國領土,至於外蒙古的政治地位,尚有待我們將來收復大陸後,另作處理。」其後,我國外交部也持此種立場,反對其他國家承認外蒙。

例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澳大利亞(澳洲)政府宣布承認外蒙,三月一日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認為:「外蒙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分,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乃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產物。自該約於民國四十二(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廢約後,外蒙之法律地位自應恢復原有狀態。此乃中華民國一貫之立場,因而反對任何國家對外蒙給予外交承認。」其他不同官員之論述也多採此立場。但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否就使外蒙恢復為我國領土一事,是值得商榷的,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至七日聯合國大會討論十八國集體入會案時,由於十八國中包括外蒙,因此我國與古巴反對;我國反對的理由是外蒙並非真正獨立的國家,而並非主張因其為我國領土而反對其入會。投票前蔣中正總統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美國艾森豪總統的信中,說明我國反對的理由是,「外蒙為蘇俄一手製造之傀儡,無論內政外交均受蘇俄嚴厲控制,其本身絕不具被憲章所規定之會員條件」。蔣總統並未表示因外蒙是我國領土而反對其入會。

第二,我國政府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承認外蒙獨立後,則外蒙已非我國領土。如果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廢除後,又主張恢復其為我國領土,則涉及領土變更的問題;根據憲法第四條規定,必須送國民大會決議,但迄今尚未完成此種程序。

蘇聯瓦解    外蒙已非其附庸

第三,就國際現實情況來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後,在十月六日接受外蒙承認同意建交,雙方在十月十六日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共與蘇聯關於廢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關於大連與旅順的協定與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換文中,雙方再度確認了外蒙古的獨立。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外蒙加入聯合國,現已與一百一十個以上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包括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外蒙並已是許多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會員國,包括國際原子能總署、國際電訊聯盟、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可以說已經沒有國家懷疑其為獨立國家。

第四,多數國際法學家認為對國家的承認,除非國家喪失其作為國家的要件,否則不得撤銷。外蒙自獨立後,並無此種情況發生,且自蘇聯在一九九一年解體後,蘇軍已自外蒙撤退,外蒙也改行民主制度舉行公平選舉,成立新政府,已非蘇聯附庸,情況已與以前不同。

基於上述的理由,我國在國際法上似難認為外盟古為我國領土。將來我國在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原則之下統一後,如果外蒙古同意,自然可以恢復其為我國領土的地位,因為國際法與聯合國憲章並不禁止國家自願合併。

(原載:《中央日報》,1996年11月17日,第2版;另載:陳純一編,丘宏達著,《書生論政──丘宏達教授法政文集》,2011年,台北:三民書局,頁380-383)



王詩琅:〈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

王詩琅(網路圖片)

王詩琅(網路圖片)

博主按:
王詩琅(1908-1984),台灣台北艋舺人。日據時期參加抗日運動,20-30歲之間,數度被捕入獄。台灣光復後,王詩琅是第一個有系統劃分台灣文學史期的文學史家;第一個有系統整理台灣文獻的文獻學家;比楊逵、吳濁流、鍾理和更早,且與賴和同時期的台灣文學創作家,亦為童話作家。據蕭道應醫師的說法,王詩琅曾經參加蔡孝乾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台灣地下黨員。
近日馬英九參加八田與一園區開幕,指出他對日本在台統治是「就事論事,恩怨分明」。但該園區由馬政府投入1億2000萬元經費興建,非但無法打破「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論」,反倒是助長了這個論調。痛心之餘,想起王詩琅先生這篇舊作,重新謄打與諸位分享。當然,我更希望稱自己是「日本最好的朋友」的「友日派」馬英九先生,能看到這篇王詩琅的呼籲:「當不會茍同日本人這種『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舉世滔滔民主自由的聲浪中,仍有反乎時勢,具有封建性格的逆流在橫行著。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其中特別是鄰國日本,有兩股怪誕不經的主張。一股是: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另一股便是日本殖民地肯定論。這兩股戰後新興的歪論,在某種勢力及「經濟大國」「國力伸張」的空氣鼓勵下,似有逐漸囂張的傾向。他們的理論根據很簡單,仍如過去軍閥政府所宣傳的,說日本土地狹小,人口眾多,而為求其平衡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是合理的、應當的行為。其次,為了求生存,需要領土再分割,而佔有殖民地,只是一種手段,無可厚非。立在日本人的立場上,亦是萬分應該的!

關於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尤以昔為左翼作家,今為右翼論客的林房雄,主張最熱烈,堪稱之為第一號旗手。(見林房雄:新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林房雄評論集第六卷』)筆者尚未閱讀其原著,對其原始文獻之內容,亦未作全面的處理。惟台灣大學許介鱗教授,先後出版的「日本政治論」(聯經版,民國六十六年)與「中國人的視座看近代日本」二書,曾對林房雄之論說提出了剴切的批判。讀者如有興趣,請購讀之。

至於日本之台灣殖民地肯定論,筆者曾自日本友人口中聽到:「日本因土地狹小,人口眾多,而需要佔領殖民地;況且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於其殖民地的現代化亦有不可否認的貢獻。」當進一步分析他們的口氣,我們當不難發現他們曾經是過去吃過甜頭,未能忘懷過去所得利益之一群。因之仍主張殖民地統治,是日本所需要,被殖民的國家亦需要他們。這類囈語,本來不值得注意,但為避免淆亂視聽,筆者又不得不在此為文加以指責。

日本統治台灣,在經濟層面說,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由這種殖民地經濟的剝削,使日本得以累積資本而「現代化」,但卻也造成過去五十年台胞曾痛苦生活在其剝削下。現在翻身了,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行省。中國人絕不會茍同殖民統治肯定論此類狂妄的謬說。邱永漢先生曾在日本雜誌「中央公論」發表文章說,戰後儘管或許有部分的同胞仍歡迎日本人,但並不是歡迎他們的統治。不錯,邱某此文正說出了台灣同胞反對殖民地統治的實情。

戰後,日本從戰敗中復興,今日已成為經濟大國。然而一方面,隨著日本企業在亞洲的伸張,藉著「技術合作」、「經濟援助」之美名,在亞洲其他國家進行「廉價勞工」、「輸出公害」、「破壞環境」。且隱然在亞洲有優越感存在,構成了新式帝國主義。而與先前舊式帝國主義有一脈相承之處。而倡導其所謂殖民地肯定論,這種歪論,乃罔顧被殖民的國家所遭受的痛苦,且嚴重地傷害被殖民地國民的感情!因此,為了今後亞洲各國的和平共存,與日人免重蹈過去侵略失敗的覆轍,所謂殖民地肯定論的論調,不但不值得「識者」一笑,且亦必為今日台胞所一致唾棄!況且,台灣三十多年來,在政府的經營下,已逐漸茁壯、繁榮,老百姓智識高,且政府亦有警覺,當不會茍同日本人這種「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

(《經濟世界》,1981年12月19日)

光復初期台灣人的「義勇軍進行曲」記憶

齊邦媛教授在《巨流河》裡提到,「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戰期間,大陸的全民抗日歌曲。現在很多的台灣人,可能和齊教授一樣,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曾 經在台灣傳唱。一般人大概知道,光復初期的台灣有一股「學國語」、「唱國歌」熱潮。在這股熱潮底下,目前大陸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卻是當時台灣人人爭 相學唱的歌曲。
事實上,在「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並在大陸廣為傳唱後,這首熱血澎湃的抗戰歌曲,已經漸漸在日本殖民統治下 的台灣知識分子中傳唱。蕭開平的父親是抗戰末期在祖國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他回憶其父母的故事:「(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 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按: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 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作家藍博洲的調查訪問,也能印證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傳唱。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說:「(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 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流傳之廣,可以在光復初期台灣的三次學生運動中體現。當時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的氛圍也傳來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 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除人人手持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外,並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日本發生「澀谷事件」,因為一些糾紛,日警開槍射死台灣人,隨後國際法庭卻做出有利於日本人的判決。為抗議「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北京女學生沈崇在平安夜遭美軍強姦,遂在中國大陸引爆各地大規模的反美運動。台灣亦不例外,1947年1月,在學生的組織 之下,舉行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是光復初期三大學運中規模最大的一場。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也回憶,迴盪在隊伍之中的歌曲就是「義勇軍進 行曲」;且吳克泰說當時的台灣學生只會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國語歌曲,證明「義勇軍進行曲」廣為流傳。
2009年11月 19日我訪問了前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許介鱗老師。光復的時候,許老師10歲,至今他仍記得在光復之初所學會的「義勇軍進行曲」。許老師唱給我聽:「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許老師說,「義勇軍進行曲」是很普遍的傳唱,因為台灣剛脫離日本統治,大家抗日意識還很強;當然,更重要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相當貼近當時台人的心境。
當時台灣人傳唱「義勇軍進行曲」,都知道這是首來自大陸的抗戰歌曲。一方面基於對大陸人民抗戰同情,一方面對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記憶猶新,再加上簡單易學,以及激奮人心的歌詞,成為廣為流傳的國語歌曲。
1948 年底,台灣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單。翌年,在三大會戰慘敗的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1950年1月馬場町響起了第一聲槍響,霧峰林家的後代,一生從事 抗日運動的林正亨倒在馬場町的血泊之中。同年6月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戰後台灣的「反共內戰體制」於焉形成,兩岸隔絕至今。
隨著兩岸的隔絕,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演變成為「反中」的概念。而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也消逝在台灣人的記憶當中……。
謹以此文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為光復台灣而研究──評介《台灣研究季刊》

《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封面

前言


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以官方 的力量,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終戰」是日本官方不願承擔侵略亞洲國家的責任,以及不願接受「戰敗」結果而使用的詞彙。在李 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為推行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開始更改中小學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材內容。1990年代中期,國中使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便 是此教育政策的濫觴。

自《認識台灣》教科書,到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再到高中九五、九八歷史課綱,吾人可以發現,台灣史談完日據時期(課本是使用「日治」一 詞),並沒有專章討論「台灣光復」,而是以「戰後」概括1945年以後的台灣政治變遷。「光復」僅成為漫長「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小部分。以現行九年一貫社 會科教材為例,翰林版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科課本,「光復」只出現在「戰後政治變遷」一章中的一個標題,並不見於內文。而「戰後政治變遷」事實上是從行政 長官「大權在握」與「二二八事件」開始談起,並接著從戒嚴體制談到白色恐怖。

從《認識台灣》教科書算起,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迄今已將近二十年。當年在中學使用此教材的學生,現在也已成為中學的教師,影響不 可謂之不大。我們必須慎重檢視這樣教材塑造台灣年輕一代對台灣史認知的影響。無論光復初期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失望或不滿,但是台灣人為脫離日本殖 民統治、復歸祖國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日本宣布戰敗,台灣人滿心歡喜地迎接「光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避談「光復」,是今人未設身處地來解釋1945年前後的歷史。避談「光復」,使得今人將1945年的歷史稱為「終戰」、「戰後」,或是「國民黨來了」。避談「光復」,更是無視於1945年台灣歷史發展「祖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的本質。

從以上的背景與角度出發,重新認識「光復」的意義,並且重新認識「光復」前後的歷史(包括台灣本土,以及在大陸戰場的歷史),都顯得格外 重要與刻不容緩。因為對「光復」前後歷史與意義的重新認識,有助於解決當下台灣人認同分歧背後的歷史糾葛。套句流行話,就是為「光復」「正名」。

以台灣史研究的熱門而言,尤其是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兩相對照,光復史的研究並不是熱衷的對象。許多光復前後的史料也還隱埋在歷史的迷霧之中,無論是政治、文學或民間的史料。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研究季刊》的簡單評介,為讀者提供重新認識「光復」的素材。

一、日據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根據黃玉齋主編的《台灣年鑑》第28章《抗日運動》的 分析,日據下台灣的抗日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1895年至1915年,屬於前現代的武裝抗日,前後共發生一百多次的浴血抗戰;第二期是1915年至 1937年,屬於現代的反抗運動,透過文化啟蒙、工權、農組、政黨等形式進行;第三期是1937至1945年,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台灣在戰 爭總動員之下,很難有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運動,因此台灣人將抗日焦點轉向具有全亞洲抗日大支柱象徵的中國大陸抗日戰線上,與祖國並肩作戰。「台灣光復運 動」當屬於第三階段,台灣內部是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而大陸則是全面對日抗戰。

1930年代,許多台灣青年體認「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而自台灣潛渡回祖國,或由日本轉赴回祖國,目的地包括重慶與延 安。而由台灣人組成的抗日團體,則散布在大陸各地區。因此,第三期的抗日運動,其範圍已經涵蓋了大陸地區,在反殖民的目標之外,又加上了「光復台灣」為努 力標的。總體而言,如同謝南光在1938年《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成立宣言》中所言:「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尋求解放。」

據對台灣光復史投入甚深的曾健民先生之研究,第三期台灣光復運動在大陸上較活躍的革命團體,大致有四(詳請參閱曾健民,《日據末期(中國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一文):

(一)台灣義勇隊:在李友邦的奔走下,台灣義勇隊於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華正式成立,同時籌組了「台灣少年團」,隸屬於國民政府 軍委會政治部管轄。主要工作有:1.對敵工作;2.醫療工作;3.生產保國工作;4.巡迴宣慰工作。為加強思想與宣傳工作,台灣義勇隊於1940年4月至 1942年12月25日止,出刊了十期的《台灣先鋒》。

(二)台灣革命同盟會:1940年3月,在台灣人劉啟光的推動下,李友邦與謝南光所領導的團體於重慶成立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在此 基礎上,再加上1941年2月蔣介石指示「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台灣的各革命團體遂組成「台灣革命同盟會」。主要工作有:1.復台宣 傳;2.推動台灣「建省建軍運動」;3.堅決維護台灣戰後地位與主權,以台灣人民的角度,駁斥美國的「台灣國際共管論」。先後出版了《台灣問題小叢書》、 《新台灣書報》、《台灣民聲報》(共十期)等刊物,證明了台灣人在祖國大陸從事台灣研究的努力。

(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如前所述,蔣介石在1941年下達「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方針。在此指導方針下,國民黨在同 年於香港開始籌組台灣黨部籌備處,由台灣人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任祕書,並在台灣北、中、南設立三處聯絡站。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籌備處於 1942年遷往廣東曲江,後遷江西泰和,並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廣收台、閩、粵籍之學員。1943年3月15日,「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 正式於福建漳州成立,仍派翁俊明為主委,林忠為書記長,設有香港、廈門、上海三處聯絡站,任丘念台、陳邦基、郭天乙、謝東閔、陳棟、陳萬定、廖啟祥、李萬 居等人為執行委員,並以「中正醫院」為掩護展開工作。台灣黨部的主要工作如下:1.在敵軍中發展組織;2.在台灣各地從事祕密活動;3.先從沿海一帶台人 著手,徐圖深入島內,以島內工作為主;4.本以注意吸收台灣島內黨員,準備策應收復為工作重心;5.派大批工作人員潛赴大陸淪陷區作宣傳策反工作,並聯絡 島內工作同志竊取情報,鼓勵台胞在敵方軍政機關「乘機反正」。

而台灣黨部對於台灣現況的研究亦不遺餘力,曾編印十輯「台灣問題參考資料」,內容舉凡:台灣革命史料、台灣六十年來抗日血債錄、台灣名稱考、台灣收復後之問題、台灣農業問題、台灣郡縣官制設置之沿革……等。此外,更於1945年1月15日創刊《台灣研究季刊》。

(四)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下的中央設計局成立「東北調查委員會」與「台灣調查委員會」,並派 陳儀主掌「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日本投降後台灣的接收與復員工作。該會有十一名委員,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等台籍人士占了五名,而台 人宋斐如、李萬居、林忠、連震東等也擔任專門委員。「台調會」主要有六大工作:1.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2.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台灣警 察講習班」以培養人才;3.蒐集資料;4.編輯台灣概況叢書,內容包括行政、教育、交通……等;5.對日據下台灣法規擇要翻譯,共有43冊,150餘萬字,供「台幹班」學員參考;6.成立「行政區劃」、「土地問題」、「公營事業」等三個專題研究會。

這些團體的成員,不只有台灣籍人士,也包括許多大陸人士。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的抗日運動,也從事台灣內部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方面則投入台 灣各項歷史與現況的研究,將研究成果與大陸民眾分享,替政府做好「光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因此,言中國政府倉促而無準備的接收台灣,是不公允的說法。

二、初識《台灣研究季刊》



1944年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遷到福建省臨時省會永 安,由王泉笙任主任委員。1945年,台灣黨部因福州克復,隨福建省政府遷至福州。1944年戰局逐漸明朗,台灣黨部對光復台灣的工作愈發投入,積極訓練 復台幹部,調查台灣島內實況,希冀使大陸同胞了解台灣現況,也能使台灣民眾認識大陸。在此背景下,直屬台灣黨部於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 刊》創刊號,由時任台灣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的蕭宜增(任期是1944年4月至1945年10月)擔任發行人,謝東閔與方志林負責主編。同年6月17日發行 第二期(主題為「紀念六一七」)。後因8月日本投降、10月台灣光復,《台灣研究季刊》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僅發行兩期便停刊。

共發行兩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內容非常豐富,舉凡: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台灣教育、財政、歷史、人物、原住民、金融、政治、水利…… 均有涉及。但目前在台灣已難以尋得,幸北京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利用館藏微捲資料,重刊此兩期《台灣研究季刊》,並收入2006年出版的《民國 珍稀短刊斷刊.福建卷》。《台灣研究季刊》因而重見天日,提供台灣光復史研究一項重要而珍貴的史料。目前台灣只有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 圖書館收藏《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套書。

三、《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



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刊》創刊 號,刊載了由當時台灣黨部代主委蕭宜增所寫的《發刊詞》。作為台灣黨部的機關刊物,《台灣研究季刊》勢必與台灣黨部的工作重心密切配合。蕭宜增在《發刊 詞》特別提到台灣黨部是「我國對台灣工作的活動中心,和對台灣革命的指揮機構」。1944年開羅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大方針後,台灣黨部必須 聯合台灣的革命分子和團體,「為光復台灣而努力」。蕭宜增也非常清楚,1937年全面對日抗戰後,國民黨「已經把台灣革命納於本黨的國民革命之內,並且已 經把台灣問題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同時能使台胞和內地同胞同負解決台灣問題和收復台灣的重大使命。」以上所引的段落,最重要的一句話當屬「已經把台灣問題 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顯示當時中央在全面抗日之際,仍積極重視台灣問題,由台灣黨部來承擔聯絡、研究等發展工作。

作為對台直接工作的機構,台灣黨部也重新檢視了日本殖民台灣後的歷史發展,以及大陸對台灣態度與政策的轉折。《發刊詞》把五十年來台灣革 命分為三個階段:(一)反抗割讓爭取民主獨立時期(即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與解體);(二)祕密反日力謀歸宗時期(指1937年以前的武裝抗日活動);(三) 匯合國民革命完成台革(按:指台灣革命)時期(指1937年以後,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台灣革命亦為中國革命之一環)。

緊接著,《發刊詞》回顧了大陸對台的態度與政策,同樣分為三個時期:(一)輕忽台灣視為化外時期(指清代視台灣為番屬);(二)注力國內 革命對於台灣無力兼顧時期(指民國前2年同盟會在台活動,民國3年同盟會台灣分會解散,至全面抗戰以前);(三)收復台灣鞏固國防時期(指抗戰之後,國民 政府在1942年11月3日公開表示收復台灣,且蔣介石宣示「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割 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政策具體確立)。

基於以上的分期與回顧,台灣黨部將台灣黨務視為「戰地黨務」,且認識到台灣戰地黨務的「特殊性」:(一)台灣還是由日帝統治,黨務發展特 別困難而繁重;(二)內地同胞對台灣向來比較隔閡,而島內同胞對大陸認識亦較為不深入;(三)戰前與戰後移往內地的台灣同胞,人數已經相當多,力量也較 大,必須加以組織。有鑑於此,在島內的活動與組訓工作,是採取祕密方式;而對於內地的活動與宣傳研究工作,則採取公開方式。《台灣研究季刊》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破除內地同胞對台灣的隔閡,屬於台灣特殊戰地黨務的公開方式之一。

台灣黨部的工作性質已經相當明白,即「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之一環,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在此性質下,有關台灣問題與台灣革命的思考與研究,顯得特別重要,尤其是收復台灣之後的建設規劃。《發刊詞》指出了《台灣研究季刊》所關心的問題:


關於島內實情的探究,對台革力量的充實,如何具備收復台灣的條件?如何協同盟軍的進攻?克復時如何接管?戰後如何建設?這種種重要問題都 是亟待我們詳細的探討和研究,加以精密的設計,而作切實的充分的準備。所有各種準備工作,固然應由當局負起完成的責任,對其機密部份不應公開披露;但台灣 收復,人人有責,台灣問題,眾所關心,更有公開研究,集思廣益,交換意見和共同貢獻的必要。本刊的創立,就是適應這實際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為公開的園 地。希望在這新闢的園地,獲得美滿的收穫。



《發刊詞》的這段結語,已經清楚地說明《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為光復台灣而努力,也為光復後的建設而集思廣益。

四、《台灣研究季刊》的內容



創刊號的《編後語》指出《台灣研究季刊》的編輯方針: 「為著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注意,進而共同作誠懇熱烈的探討,加強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利戰後台灣的接管工作,這是本刊編輯的初意。」由於台灣黨部設於福 建,因此《台灣研究季刊》特別重視如此地緣關係:「尤其是福建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其密切的關係,有如兄弟手足,閩台人士在探討研究的上面,應當率先 倡導不甘落後的吧!」在此編輯方針與自我要求之下,《台灣研究季刊》除特約「熟悉台灣人士」長期撰稿外,並歡迎各界投稿,徵稿的內容有:1.特載;2.報 導;3.論著;4.文藝。

創刊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98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兩頁廣告(集友銀行與福建省銀行)、兩頁《發刊詞》,一頁《編後語》(含稿約)。除《發刊詞》外,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連震東,《日寇佔領前的台灣》(頁59)。

洪石柱,《馬關條約締結時台胞抗日運動的檢討》(頁76)。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頁77)。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許汝鐵,《論台灣教育問題》(頁18)。

方志林,《台灣財政的透視》(頁47)。

王清彬(譯),《日寇統治下的台灣》(原文為英文)(頁65)。

朱懋順,《台灣之森林》(頁71)。

(三)台灣與國際局勢研究

李友邦,《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頁4)。

陳瑞鵬,《台灣對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因果關係》(頁74)。

(四)台灣人物研究

丘念台,《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頁90)。

本刊資料室,《台灣革命先賢丘逢甲》(頁91)。

(五)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書房》(原文為日文)(頁88)。

卓柏輝,《台灣稻江歲時諺》(頁89)。

(六)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李雄,《要加速光復台灣的工作》(頁3)。

梁龍光,《台灣建設之前瞻》(頁6)。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上)》(頁10)。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之教育問題》(頁14)。

汪受田,《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頁16)。

(七)其他雜文

周百勳,《〈台灣海國記〉評介及補充(書介)》(頁86)。

百芬,《還我先人故土》(頁87)。

以上文章是筆者初步的分類,但已經可以看出《台灣研究季刊》收錄文章的範圍廣泛、主題豐富,研究用力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許汝鐵《台灣教 育問題》,詳列了台灣地理環境與物產的資料,並且完整繪製出台灣總督府的組織編列,也利用表格呈現日據時期台灣學制的變化,還有台灣各師範學校的學級數、 職員數與學生數,對台灣各州廳的教育費與行政費亦有詳細比較。方志林的《台灣財政的透視》,詳列了日據時期各年度、各項目的歲入與歲出。朱懋順的《台灣之 森林》,介紹了台灣的地形、地勢、氣候、森林植物帶與森林主副產物。卓柏輝的《台灣稻江歲時諺》,仔細注釋了至今仍耳熟能詳的歲時俗諺,例如「春天後母 面」、「未食五月粽,破裘不肯放」、「六月十九,無風水亦哮」……等。丘念台的《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則指出霧峰林家在中國革命上的付出與貢獻(這段歷 史至今仍遭埋沒,提到霧峰林家,台灣人只記得林獻堂一人,歷史記憶有所片面與斷裂)。此外,創刊號《台灣研究季刊》轉載了許多文藝作品,例如《台灣革命先 烈羅福星絕命詞》、丘逢甲《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又如孫科、陳儀、吳鐵城「還我河山」的墨蹟。最重要的是,刊後附錄了自樺山資紀至安藤利吉歷任的日本台 灣總督,以及台灣州廳的面積與人口,提供內地同胞最基礎、詳盡的台灣資料。

第二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100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含稿約)、一頁廣告(福建省銀行)、一頁《編後語》。本期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鄭氏時代之台灣》(頁59)。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李友邦,《台灣少數番族問題》(頁7)。

方志林,《台灣金融概況》(頁29)。

翁春喜,《台灣之水利事業》(頁32)。

連震東,《日寇統治下台灣現狀及收復後治理方案》(頁41)。

李梓修,《日寇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頁49)。

翁國樑,《台灣之茶業》(頁58)。

振伍,《近年來台灣問題演變紀事》(頁76)。

(三)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宗族械鬥與艋舺》(原文為日文)(頁85)。

莊千里(譯),《竹山採訪錄》(原文為日文)(頁88)。

朱劍芒,《台灣詩詞續話》(頁91)。

(四)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蕭宜增,《台灣革命與台灣黨務》(頁1)。

丘念台,《台灣何以須速復省制》(頁10)。

光華,《收復台灣工作上的幾點原則》(頁12)。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下)》(頁14)。

洪石柱,《對於台灣政治建設的建議》(頁22)。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的資本問題》(頁29)。

許汝鐵,《檢定台灣師資之商榷》(頁54)。

(五)台灣綜合研究

薩兆寅,《台灣研究論文索引》(頁93)。

(六)其他雜文

蕭宜增,《琉球王韓元勳進士簡誌》(頁75)。

李友邦的《台灣少數番族問題》,率先將台灣原住民的問題提出討論,並且指出歷來統治者的處理方式,據此建議光復後如何面對此問題。翁春喜 的《台灣之水利事業》,研究用力之深,列出台灣各地的水道,以及日本人投入台灣水利與陂圳工程的面積與費用,還有台灣各主要河川及支流的長度。第92頁轉 載了「百飛」譯自日文的「台灣童歌」,蒐集了日據下台灣人傳唱的閩南語童謠。最值得一提的,是薩士武先生從當時各中文期刊,蒐集了百餘則台灣研究論文的索 引,分為:1.台灣總論;2.台灣圖書題記;3.台灣僑民;4.台灣外交關係;5.台灣財政賦稅;6.台灣法律;7.台灣自治;8.台灣保甲;9.台灣軍 備;10.台灣教育;11.台灣貿易;12.台灣番族;13.台灣歌謠;14.台灣地質;15.台灣昆蟲;16.台灣工作;17.台灣礦業;18.台灣農 業;19.台灣農作物;20.台灣林業;21.台灣水產;22.台灣歷史;23.台灣地理;24.台灣傳記。此24類共百餘則的論文索引,提供讀者最全面 認識台灣的學術資料,也證明大陸的學術單位與期刊,早就投入台灣研究的工作,才有這些豐富的論文資料。

1898年,後藤新平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依照其「生物學」的原則與邏輯,開始大規模進行台灣的調查,留下許多數據與資料。近來台灣 史學者,多半讚揚後藤新平在日據時期推行的調查工作,忽略了後藤的工作是為日本殖民統治之需要;更忽略了後藤的「生物學統治方法」,借用生物學的「好細 菌」與「壞細菌」分野,將台灣人分為「好的土人」與「壞的土人」,他在台灣的工作,就是要剷除「壞的土人」。

從以上對《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與第二期,共40篇文章的分類與簡介,我們可以了解,《台灣研究季刊》所從事的調研工作,涵蓋了台灣的歷 史、人物、風俗、文化、地理、生物、水利、教育、財政、金融、原住民……等面向,一方面提供內地民眾認識台灣,一方面也提供光復後建設的基礎資料與建議。 事實上,《台灣研究季刊》只是抗戰時期大陸研究台灣的冰山一角,當時許多團體與單位,早已投入台灣的調研工作,這些史料目前少有學者蒐羅與鑽研。若進行有 系統的蒐集與整理,相信這些資料與史料,並不會亞於日本人在台灣的調研結果。

結語:「為光復台灣而研究」



暫時撇開光復之後台灣民眾與政府在政治上的衝突,近年來一直有個氛圍,就是以日據時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光復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進行比較。比較 的結果,就是盛讚日本殖民統治的「用心」,以及為台灣帶來的「近代化」。如此的邏輯,套用到所謂「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呈現於中小學社會科、歷史科教材之 上,就是避談「光復」,日據時代談完,便直接大篇幅地談「二二八事件」、「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民眾的用語,也以「終戰」、「戰後」與「國民黨來 了」取代「光復」。「光復」前後的歷史與意義,隨著政治上刻意的掩蓋,也就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

筆者有機會接觸到1945年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發行的《台灣研究季刊》,便希望將此史料介紹出來,本文便是初次而倉促的評介。《台 灣研究季刊》兩期共40篇的文章,內容只能以「精彩」來形容。當然,以今天發達的台灣研究而言,這40篇文章的內容當然比較落伍。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 體會文章作者的用心良苦。這40篇文章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研究,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銜接與努力。

「光復」絕不是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反而是把台灣當作中國近代史中心而思考得出的產物,當然比「終戰」、「戰後」或「國民黨來了」等概 念更符合、貼近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光復」不只有台灣人民五十年的堅苦抗日,也有大陸人民十五年(自「九一八事件」起算)的浴血抗戰。「光復」不是併吞, 對台灣而言,是「光榮地復歸」;對中國而言,是「光榮地收復」。因此,「光復」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中國的,從《台灣研究季刊》就可以窺知一二。

謹以此文為「光復」「正名」,紀念台灣光復65周年!

《台灣研究季刊》第二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