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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方遠按:7月26日一位老人在香港機場被示威者圍堵,一度傳出當事人是蜚譽國際的數學家丘成桐。丘成桐教授隔天澄清非其本人,但他也質疑示威者:「這是他們心目中要保護的自由和人權?」以下全文轉載丘成桐教授寫於2013年的一篇舊文,當時陸港矛盾越演越烈,港獨人士在街頭舉起了英國國旗和港英旗,丘成桐教授感到非常不解。這位自幼在香港定居成長、曾獲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和「沃爾夫數學獎」的數學家(他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從歷史的反省從而提出了這樣的正義呼籲:「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文/丘成桐

新的一年要來了,《明報月刊》邀請我寫一篇文章,本來不想動筆,工作實在太忙了。但是在飛往香港的旅途中,有一點時間,就寫了下面這篇隨想。

丘成桐教授

丘成桐教授

從無知到強大

二○一二年,中共剛好完成「十八大」會議,選出了一批新的領袖。新政府執政的第一步就提出反腐反貪,真是振奮人心。百多年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使中國割讓香港,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恥辱。隨之而來的喪權辱國,民不聊生,使人不堪回首。林則徐、曾國藩和之後的滿清大臣,以至國民政府都想改革維新,然而始終不能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官商勾結,官員腐敗貪婪。

我常常想,中國當時不乏有識之士,都是社會的領袖分子,為何沒有辦法將局面扭轉過來?我想除了官員腐化問題之外,還有大部分老百姓和官員的知識水平不夠,只看到眼前的利害關係,沒有長遠的看法。一方面害怕外國的船堅炮利,一方面無知,例如迷信風水、拆毀對國家經濟有重要貢獻的新建鐵路、發起義和拳以為赤手空拳可以對付洋槍洋炮等。這些老百姓不乏真心希望復仇的,也不乏混水摸魚的。當時很多學者還是拒絕西洋文化,只願意接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無視基本科學的重要性。不過,在長期的內憂外患的環境中,雖然在科技方面仍然依靠外國的幫助,經濟上卻與先進國家漸漸靠攏,這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最為欣喜的事情。

強迫中大行三年制的歲月

我在香港長大,看着香港的親戚朋友們的打拼奮鬥精神,使我極為佩服,香港居民來自五湖四海,有農夫,有工人,有商人,也有名重四方的學者,我們在五○至七○年代二十多年間培養出來的學者不遜於任何地方。香港經濟的崛起,也成為東方的奇迹。我們香港人以此為傲,我們一方面倚靠祖國的供應,一方面也是祖國的最主要的出口港。

直到九七年前,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居民處處仰賴着殖民地官員的面色行事。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成長,當然希望中大和西方名校並駕齊驅,中大也盡力去做。但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着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一九八○年,我親眼看着港督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一九八八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歎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六○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着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回歸後的失望

九七年回歸時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時,真是感動不已。兩百年來國家民族的恥辱終於去除了,這是我曾祖父、祖父以至父親都期望着的一天。我想中國人終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作主,可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殖民主義者再不能假借自由為名來欺負香港老百姓了。

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

1997年香港回歸,英國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上

香港回歸時,電台訪問我,問我期望什麼,我說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有一流的大學,有很好的人才,可以成為一個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大城市。但是曾幾何時,我在媒體上看見的大都是抱怨和灰色的事情,實在令人失望。有人問,今日城中,是誰家天下?有人說是地產商,有人說是金融界大亨。在商界則北望神州,希求中央幫忙,在民間,老百姓示威遊行,抱怨中央干涉太多。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事實上,我們經濟文化處處祈求中央大力支持,無復當年殖民地時的打拼精神。不求實業,但求地產,而大部分居民則蝸居在三四百英尺的房間中居住,全港市民向地產商奉獻。學界同仁也是北望神州,汲汲以做中國院士為榮,科研目標變得次要,高科技產業更無從談起。

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年輕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歷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

我們的孩子

無論做事、行軍、做研究,我們都講究士氣,可是在今日媒體的宣傳下,我們可以說是在消磨士氣。長此以往,不單是我們憧憬的偉大城市不能實現,甚至會淪為第二流城市。

畢竟香港還是一個有活力的城市,香港人都希望揚眉吐氣,我希望香港人能夠群策群力去創業,即使政府的所作所為不如理想,我們還是應該給它一個機會,我也希望年輕學子踏踏實實地學習,在世界學術上佔一席地位,沒有文化學術的城市,絕對不配稱為偉大。現在香港的條件比我們從前好得多,不應該灰心,記得六年前我介紹霍金到香港訪問,由鄭紹遠兄在香港科技大學主持,香港人反應熱烈,可謂盛況一時。這十年來,陳啟宗先生和我發起恆隆數學獎,鼓勵中學生參加一些有意義而又需要思考的創新活動,我們的孩子們也真的不負所望,他們的成果並不遜於全世界最好的中學生。他們好奇、肯學習、敢創新。有這些能幹而有熱情的年輕人做基礎,我希望香港能夠迅速重振當年的雄風。

十五年前,我參觀英國倫敦大橋博物館,它陳列了從中國虎門掠奪得來的十六英尺大炮,這大炮有着我們廣東人守衛國土將士的血迹,關天培將軍為了這門大炮英勇犧牲了!新界元朗曾孕育過鄧世昌,他為了守衛中國海疆,在威海與艦俱沉。「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難道我們香港人忘記了我們祖先為國家犧牲的英勇事迹嗎?在美國極盛的時期,甘迺迪總統說:「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美國有很多年輕大學生參加救援全世界弱小民眾。不少香港的大學生也很多從事類似的活動,我對他們致以無上的敬意。對國家,對全世界勞苦的大眾,我們香港人都挺起胸膛,一往無前,盡我們的責任,香港的未來是美好的,中華民族都希望香港與其他中國大城市昂首並進,我們豈能自甘人後?

(本文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13年2月號。)

王睿:李敖與大師的終結

文/王睿

最近3年以內,台灣三位知名的作家接連過世:先是2016年11月陳映真,再是去年12月余光中,最近則是李敖。這三位作家的文化活動都與政治高度相關,其中陳映真和李敖都坐過國民黨的牢,是政治受害者;只有余光中比較順遂,而且是政治加害者。當然,從更宏觀的高度來看,就如台灣學者趙剛的說法,余光中也是受害於他自己的加害,儘管李敖可能不會這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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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對余光中的批評幾近謾罵,比如《大江大海騙了你》一書中,說余光中為人「文高於學,學高於詩,詩高於品」,這幾句話還說得比較含蓄而富技巧;又說余光中是「派生型的國民黨文人」,「比國民黨還國民黨」,「基本上,余光中一軟骨文人耳,吟風月、詠表妹、拉朋黨、媚權貴、搶交椅、……」,這些話就說得直白了。從李敖與余光中早年互動的歷史來看,某些批評不免有「文人相輕」的感覺。

但由於李敖好興訟,且辯才無礙,聰明的余光中只得對他如影隨形的謾罵保持緘默。有一回忍不住記者追問,余光中回了幾句:「我不回答,說明我的人生可以沒有他;他不停止,證明他的人生不能沒有我。」這幾句話回應得幽默,卻招來李敖以「無恥」回敬,余光中又回到緘默。

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書影

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書影

李敖不罵陳映真

如果從作品質量和影響力來看,李敖和余光中都稱得上大師級作家,他們在自己的作品或談話中也不諱言自負,可以說都是好名的作家。陳映真的知名度、作品質量和影響力也是大師級,不過陳映真和自由主義的李、余二人不同,他是社會主義者,且他不好名,卻在台灣招來不少罵名,原因就如他自己所說:「我一直沒有忘記,我是在我們民族於外來勢力干涉下分裂、同族相殘這樣一個歷史時代在台灣的中國作家。民族離散、分裂帶來的恥辱、忿怒與悲哀,直到祖國完全統一之日,將是我生活、思想與創作最強大的鞭策與力量。」

陳、余二人的作品都具有中國意識,因此在島上都曾招來「台獨」的咒罵。但是余光中被罵得較少,因為他「反共」,且吹捧台灣的民主,這點和「台獨」、「獨台」一致;陳映真則被「台獨」罵得最厲害,原因是他相信共產主義,而且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這點讓操作族群政治的「台獨」被打了折扣。

不過,「台獨」不敢罵李敖這個外省人,正如李敖所說,在反對國民黨的「黨外運動」時期,「台獨」只是尾隨他的小老弟,包括自焚而死被視為「台獨神主」的鄭南榕。並且,李敖明確指出,「黨外運動」是反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比如他和鄭南榕曾經爭取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而不是轉向的「台獨運動」。李敖憎恨「台獨」蛇吞「民主」,後者是「黨外運動」對台灣的貢獻。他透過講演、發文和做節目,犀利地破解「台獨話語」,又曾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公開主張「一國兩制」、預言台灣將接受共產黨統治、反對向美國購買軍火。

但台灣的現實是,李敖所反對的,持續上揚;李敖所主張的,卻遲遲未來。或許是因為,自由主義者習慣見招拆招,好像綜藝表演那樣讓觀眾看爽就沒了;而不是從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去鑽研與從事。後者吃力卻不討好,也許能有些脫俗的信眾,但卻沒有「粉絲」,陳映真就像是薛西佛斯,做的正是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而李敖無人不罵,卻從未罵過這名政治難友。

「賤種」與「文化二毛子」

關於評價人物,三位大師都有資格,而李敖語句最為經典,比如他說:「胡因夢是美女當才女最失敗的例子;陳文茜則是才女當美女最失敗的例子。」對台美關係,李敖說:「台灣人給美國人當看門狗,還得自己花錢買狗糧。」對李登輝這個本家,李敖只有一句話:「賤種!」

「台獨」信眾吹捧李登輝為「民主教父」、「台灣之父」,在李敖那裏過不了關,反而自暴為「賤種的賤種」。就像大陸有「精日」,台灣也有,而被李敖在節目中抨擊為「奴才」;李敖公然表示自己藐視日本人,視武士道為「奴才道」。對於龍應台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期間,吹捧日本殖民體制下被視為「大買辦」、「大漢奸」的李春生,又陪同市長馬英九去迎見被李登輝請來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的石原慎太郎,李敖說那是「浩浩蕩蕩去貼日本鬼子的冷屁股」,「又賤又蠢」。

與此相反,為拒絕日本團體企圖收買台灣慰安婦,李敖義賣百件珍藏文物,將所得捐助慰安婦,以唾棄日本人的封嘴費。又義助泰雅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前赴聯合國、前赴日本要求道歉、還公道的行動。李敖仗義而聰明,他總是讓自己的義行發揮到最大效益。比如2005年9月,高金素梅率團赴聯合國抗議日本強徵「高砂義勇隊」,行前三天曾召開記者會,李敖在說明會快結束前穿過記者群上發言席,當場捐助一百萬元,並聲明自己只捐款給抗美與抗日兩種人。這就極大化了義捐的宣傳效果,對集體拜美親日的台灣社會來說,是一記有效的當頭棒喝。李敖不拒名利,既豐富自己,也豐富他想豐富的人。相較於此,陳映真缺錢,而余光中缺義。

李敖支持台灣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赴聯合國抗議,要求日本就強徵原住民參戰道歉賠償(圖源:高金素梅Facebook)

李敖支持台灣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赴聯合國抗議,要求日本就強徵原住民參戰道歉賠償(圖源:高金素梅Facebook)

當然,任何作家都需要一個成長過程,大師也不例外。作為自由主義者,李敖承認自己的民主思維曾被美國的宣傳騙過,特別是旁觀祖國大陸歷經文革、改開、八九風波、西方封鎖、航母威脅等艱險路徑,終於在新世紀露出「中國模式」的曙光。這讓他反思美式民主的某些問題,並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具好感,《陽痿美國》就是在這種時代和思考背景下的著作。期間,龍應台曾發文要求中國人用文明來說服她,陳映真在病體中撰寫〈文明和野蠻的辯證〉以為回應;接著,龍應台寫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李敖騰出手來以《大江大海騙了你》針鋒相對,說龍應台是「文化二毛子」。

李敖《美國》書影(大陸版書名為《審判美國》)

李敖《美國》書影(大陸版書名為《審判美國》)

一個大陸,兩種鄉愁

對大陸,李敖有鄉愁,但他的鄉愁表現方式不是吟詠古人、不是傷美流浪、不是以古非今,而是關注中國的現實興衰。基於這種胸襟和眼光,他十分推崇毛澤東。被譽為「解讀毛澤東詩詞第一人」的朱向前,曾在他《詩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澤東》一書中轉述李敖的評價:「毛澤東精神就是一種強烈的自信、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精神,就是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活得頂天立地的精神,它是自唐朝以來久失了的浩然之氣和天行健、自強不息的精神,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面對保國、保種、保教三重危機的挑戰而激應出的勇敢的應戰精神,它就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註一】

凡評價人物,同時也表現評價者自身的價值觀。因此,自由主義的余光中與李敖兩人不相為謀,甚至背道而馳,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1980年9月〈廈門街的巷子〉一詩,余光中說「唐山毀了,中國瘦了/胖胖的暴君在水晶棺裡/有四個黑囚蹲在新牛棚裏/只留下這九月靜靜的巷子/……」,就表明余光中對毛澤東的看法。另外如〈忘川〉、〈狼來了〉、〈凡有翅的〉,以及《安石榴》詩集中那些非毛反共的作品,也說明詩人的政治態度。

在台灣值得稱道的文章中,李敖就像是精巧的文章標題,而陳映真是厚實的文章內容,余光中則是吟哦文章的曲譜。要認識台灣,入門的最好方法就是通過閱讀大師作品。至於要認識好聽的台灣,認識好看的台灣,還是認識真實的台灣,借用李敖肯定共產主義的兩句話來說,那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事情。

由於環境和時代的變化,李敖離世後,台灣再難有大師級作家出現。其中,李敖病故於3月18日「太陽花學運」四周年當天,巧合得頗有深意。李敖胸懷1919年五四學運的歷史,知道當年學生的慷慨與壯烈;而面對這群以「無罪判決」為幸為榮的台灣大學生,或許李大師瞑目前會閃過四年前對他們的幾句評價:「媽寶」、「渾蛋」、「小蝌蚪」、「連陰毛都沒有」…… 

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8-03-20,刊出時略有修改調整;感謝作者授權本站刊載原文。)


【註一】李敖:〈毛澤東的精神就是民族復興的光輝道路〉,引自朱向前《詩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澤東》,長沙:湖南文藝,2015年12月,頁31。

陳映真:「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台灣出版的隨想

文/陳映真

最近,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戰後第一套公開刊行的馬克思的《資本論》,而成為文化界不大不小的話題。事實上,留著大鬍子的馬克思的照片,一兩年來,早已在乍見似乎「進步」的雜誌上,大量地當做效果不錯的插圖和版面設計使用,甚至到了冗濫的地步,而引起我的一位外國朋友的驚訝:馬克思曾幾何時在台灣已經這樣「受人歡迎」?

以「馬先生來了!」、「靈魂的解禁!」為廣告辭的《資本論》促銷活動,其實並不真實。一九五○年以後一直到前幾年,《資本論》和其他馬克思主義的(Marxist)論著,在台灣一直是可怕的禁忌。在大學裡,有自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權威傲人,吃思想偵探飯的老的少的教授。有更多以「中國文化道統」、「宇宙至中至正」之類的「學術」和「理論」,「駁斥」和「批判」馬克思主義之「邪惡」、「偏頗」、「唯物」和「仇恨」的著作尤其之多。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幾千個在台灣的本省和外省優秀青年,在一場制度性的逮捕、拷問中遭到集體性的殺戮和監禁。他們所保有的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的書刊,被當做不可逭假的嚴重罪證。四十年來,在國外有機會接觸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學者,不憚於以「你們沒讀過,我讀過」的證人身份,在沒有和無法讀到馬克思的國人面前大做望之若「理性」的馬克思「批判」。四十年來,台灣的文化生活和知識生活中,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絕跡,而美國式的、保守主義的、冷戰的文化、知識和意識形態,以或者粗暴、或者細致的形式泛濫。甚至許多在台灣的反體制文化英雄,同時是鮮明昭著的法西斯主義思想的崇拜者、超級反共主義者、過去肅共法庭上的冷血法官和超級買辦主義者,殆無例外。

一九五○年以後,由於早在二次大戰前世界的共產黨人早就不斷地預告「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來臨,並指導黨人做好在這個必然來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打倒法西斯蒂,奪取政權的準備,因此法西斯軸心戰敗瓦解以後,美蘇冷戰對峙立即升高,而各地的共產黨人便開始遭遇一個國際性波次的殘酷反共鎮壓。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對大量真實和被羅織的美國文化人、知識分子和市民進行駭人的政治、社會與精神的壓迫。希臘、中近東英國舊殖民地的馬克思主義者遭到美國與當地反動派聯手殘酷殺戮;在中南美洲,對共產黨人的「獵巫」(witch hunting)恐怖政治至今不絕、變本加厲,在哥斯達.加代斯的一系列電影(《失蹤》、《Z》等)中猶令人戰慄。在五十年代的日本,麥克阿瑟把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左傾知識分子制度地從一切日本文教、政府機構中驅逐列管。在戰前和戰時猶艱難奮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諷刺性地在戰後遭到肅清。在韓國,美韓當局聯手集體屠殺了七萬濟州島革命的農民……但儘管這樣,在被肅清後的社會,還艱難地留下在「地下」、地上遊走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和思想力量,留下不可忽視──甚至起著重大作用的──思想理論著作和文藝創作。一九八七年訪韓,看到一九八○年光州事件後蓬勃發展的、關於韓國社會史、韓國資本主義、韓國民族、民眾文化運動的論爭和理論著作,理解到早自五、六十年代以來,韓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理論家、運動家、文化人和學生,在和台灣相較只有過無不及的反共壓迫下,沒有死絕,因此也沒有停止過思想和創作上的實踐。一九八八年到馬尼拉,在貧困、內戰、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悲慘禍害怵目驚心的菲律賓,我在矮小的、「進步的」書店中,可以隨手找到關於分析菲律賓社會、歷史、美國新殖民主義、專制政治的、當地馬克思主義學者、理論家、神學家寫的書。

但是,在台灣,關於台灣社會、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述,自遙遠的二十年代以降,早在三十年代台共被日本當局全面鎮壓以後,就幾乎徹底絕跡。四十年來,台灣的社會科學和哲學,是一片美國保守系社會科學和哲學的領地。學界不分朝野,幾乎一概反共,一概歌頌美國。台灣是戰後世界絕無僅有的、朝野一致極端反共、一致極端親美的社會。台灣自然也是極少數馬克思主義受到最徹底的鎮壓,受到朝野「學界」最輕率的待遇的地方。這是從馬克思《資本論》的出版方式也可以證明的。

在三十年代的日本,即使當日共高舉「擁護蘇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工人階級聯合韓、台殖民地工人和中國的工人階級粉碎日本軍國主義」的旗幟的時代,日本當局對馬克思主義出版品的處理並不是徹底查禁、逮捕讀者和出版者,而是一、一御用學者翻譯,在「重要的地方」刪除或「誤譯」、「歪譯」出版,而禁止其他版本;二、開天窗。六十年代,我就在台北舊書店買過日本岩波版馬、列的著作,其中就有每頁、甚至連續兩頁以「╳」代字,標點符號和段落則保留原樣的奇異的版本。三、馬克思主義准許在大學裡開課,卻嚴格限制在校園內,不許師生在校外搞政治活動。

六十年代,我為了熱衷於找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到台北市牯嶺街的舊書店找魯迅、找巴金、找老舍、找沈從文、找曹禺、找張天翼……誤闖了禁區,也開始買到像《政治經濟學教程》、《大眾哲學》、《聯共黨史》這一類的書。有一回,我在舊書堆中翻到一本破爛的英文書,封面赫然是《馬克思、列寧選集》第一冊,出版者竟是「莫斯科外語出版社」,書的頭一篇文章,是我久已知其名但自忖永遠也讀不到的《共產黨宣言》。我掏出口袋裡所有的錢,懷著又駭怕又興奮的心情,把書帶回窮大學生時代窄小陰暗的、租來的住所。

當然,這些其實還是「外圍」的、還是比較「淺」的書,已經足以全面顛覆我在台灣的教育養成過程中所接受的一切「內戰─冷戰」的價值。對於二十多歲的,讀書不求甚解,文學氣質遠遠多於對政治的興趣的青年,由於純粹的命運中的偶然,在那嚴苛而荒蕪的時代,因著那一條雜亂舊書店街裡的破舊、發霉的書,一個人孤單地、恐懼地、亢奮地,一次又一次進行著思想的脫皮和蛻變。

我於是感覺到,通過這些「社會科學」的書,自己遂更加了解了魯迅、老舍和巴金們;了解了他們傑出的文學作品中最深層的吶喊。我也才恍然地了解到,在幼小的時代,大人們用耳語傳說的,一些青年和老師,在那蒼茫冷冽的、白色的五十年代失蹤、赴死的時候,燃燒在他們心中的燈火、飄揚在他們的思維的天空裡的旗幟,竟是什麼樣的燈火,和什麼樣的旗幟。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學的微雪的校園裡,猛一個轉彎,驀然撞見了埃德加.斯諾的墓,使我大吃一驚,百感交集。我滿面淚痕地讀完斯諾日文版的《中國之紅星》(漢譯《西行漫記》)的大學四年級那個極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當下立刻湧上了心頭。

因此,當我在這些舊書上看到書的原主人留下的眉批、閱讀時強調其重要性而圈下的圈子、畫下的線,尤其是他們的簽名、購書日期甚至印章,都使我心魄顫動、不能自已。我無法自抑地想像著這些舊書的主人被捕、被拷問、甚至被殺的命運和情景。他們留在殘破的書上的眉批和姓名,像是一個奮力要為強被湮滅的時代與歷史做證言和吶喊冤抑,在我當時的睡夢中,徘徊踟躇。

我也想起初中時代,就在學校隔壁的台北市青島東路上警備總部看守所,常常看見中南部農村來的老婦人,在門口排著隊,帶著食品和衣物,等候接見囚禁在那神秘的看守所裡的,或者是她的兒子,或者是她的丈夫的情景。也許舊書的主人還幸運地站在那門禁森嚴、圍牆高大的看守所裡吧。撫摸著舊書,時而也會這樣想著。

一九六八年,我被捕入獄。一九七○年春,被送到當時在台東泰源的政治監獄,第一次見到了五十年代反共肅清時代被逮捕而判決無期徒刑,其時已被幽囚二十年左右的人們。小時候,大人耳語裡的傳說,舊書頁上的筆跡,頓時成了活生生的人,與我生活在一個遙遠的監獄中。我會見了那噤聲不語的歷史。會見了那難以置信的,充滿了激烈的青春,對於生死最逼近的抉擇的時代。我會見了那殘酷、蒼涼、荒漠的五十年代。而他們依然活著,對我絮絮地敘說著一場遠去的風雷,一個消失中風飆雲捲的時代……

出獄以後,我參加了以五十年代大獄倖活刑餘人為中心的「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餐會上,我看見過一百五十人以上,於今滿頭飛霜,年在六十五以上的老前輩,頑強地活著,凝視著這個對五十年代的黑暗裝出無辜的表情的我們的時代。

一九八八年,政府宣布解嚴。但至今沒有一個在解嚴後不憚於主張「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教授、政客和名人為一九五○年反共肅清的罪案做過什麼清理、調查和研究。沒有。沒有一個自稱進步、民主、自由的學者,提出過對於那充滿了抑壓、虐殺、拷問、歪曲的「戰後」加以清算、復權,並全面顛倒冷戰歷史之論述的要求。解嚴以後,沒有一個報紙、言論人、教授和學者,真誠地為他們在充滿了非理和荒廢的戒嚴時代,自己意識和無意識之間成為戒嚴的非理和暴力之共犯,表示過懺悔與羞恥,卻大模大樣地扮演著自來前進、民主、自由、正義的戲謔的角色。長期的反共戒嚴,已經在台灣的文化、知識和思想中造成了這樣一個頑強的病灶,使得即使在形式和法律的表面「解嚴」,因為極端反共、反民族、親美的深層的內面化,「解嚴」其實還是「戒嚴」──尤其在社會科學、哲學和政治領域上。

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其他的作品,不斷地被加以新的訂正、註解,經由世界上最著名的出版社重新成套出版。但他們的出版宣傳和說明,也從來不曾有人以「馬先生來了!」之類的「廣告辭」來促銷的。馬克思很早就說過類似的話: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宗教,沒有親情,沒有神聖的東西。一切的一切,都被轉化為商品。當馬克思主義長期地在這個島嶼上是邪教的邪經,是惡毒的、危險的思想;當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懷抱著馬克思主義奮不顧身要改變命運和世界的工人和農民,被一切有權、有勢、富有、體面而有知識的一切「體制」當做異端傳布者異教徒、叛國者和惡疾傳染者一樣被追緝、拷問、槍決、監禁、破身亡家而至「種族滅絕」;當法西斯、極端反中國、反民族,極端反共、大模大樣的帝國主義代理人和買辦的菁英知識分子,四十年來占領和支配著台灣的政治、言論、文化和知識高地,「後現代」式的「馬先生來了!」「靈魂的解禁」的戲謔聲中出版的《資本論》的命運,似乎未卜已知。

──1991年1月號《中國論壇》

王睿:台當局為何要刪減語文課的古詩文比例?

文/王睿

近日兩則有關兩岸語文教育的重要消息,就是大陸將回歸部編本統一教材,並大幅提升古詩文作品的份量;而台灣地區仍以「多元文化」為由,繼續開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編選課文,同時傳出高中新課綱將古文比例由50%降為30%的報導。

升降古詩文比例是個容許討論的教育問題,但也是個可操作的政治議題。台灣的課綱審議委員包含學生代表,就具有政治操作的意義。過去反課綱學運時,朱震和林致宇等人的慰安婦論述固是如此,眼下課審代表林致宇等人再提文/白比例議題也不例外。

執政困境的反映

既然是政治議題,就無法在語文脈絡的範疇裡來討論出答案。台當局在這時拋出大幅刪減語文課古詩文的議題,其實,是根本反映了蔡政府的執政困境。

也就是說,在經濟、外事、內政、民生等方方面面不得人心、民調大幅滑落的窘況下,台當局已放棄收攬全島民心的積極幻想,而轉向鞏固其基本教義派的保守策略。基教派固然也對蔡當局有些不滿,但衡諸現實,他們除了群氓主義式的叫囂以外,實在沒有其他的傢伙什可以用;反過來說,蔡當局固然已沒什麼乾貨可以養肥這些基教派,但只要回頭對他們釋放一點精神撫慰,他們還是樂於回抱當局並為其嘶喊的。畢竟,蔡目前還是基教派在台灣政壇上的唯一神主。

另一方面,在台灣關起門來搞教育、搞學生,是蔡當局方方面面沒辦法中的唯一辦法;島上的家長和學生除非出走,或至少精神出走,否則只能成為被當局綁起來洗腦的政治肉票。從李登輝當局開始,這個招數一直被視為執政保證,不分藍綠的「島國體制」基教派就是這種招數的產物。如今蔡當局故技重施,不過是經驗法則的運用而已。至於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動到語文課?又為什麼要大幅刪減古代詩文?這有內、外兩種因素:

「中國史」已被「東亞史」取代

內因方面,是要配合十二年教育新歷史課綱以「東亞史」取代「中國史」的工程。

從台當局來看,既然將荷殖時代以前的「中國史」他者化(即所謂放入「東亞史」分域),並試圖將日殖元素內化為台灣主體,那麼在「國文課」的邏輯上就不得不排斥先秦文、兩漢文、六朝文、唐宋文乃至明清文,否則不是打自己臉?再說,新歷史課綱處理台灣、東亞、世界三個分域,是以專題的方式呈現,而不再採用編年史,其目的就是要重塑(或打碎)台灣人原來的時間意識,這豈能容許「國文課」的古詩文來攪局?

況且,台當局還適時推出「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試圖稀釋「國語」(共同語、普通話、北京話)在台灣的地位和影響,而相對提升所謂「台語」(閩南話、河洛話)的地位和影響。有些島內學者甚至鼓吹台灣要學習「印度經驗」──後者法定的官方語言達到22種。如此一來,為了滿足基教派所謂的「台灣主體性」,只好拿台人大腦中的時間意識和空間意識來做切割與重塑──時間方面就是利用文史教育,而空間方面則是利用「國家語言」。

語文是教育的根基,語文教育是政治的根本權力。據台灣學者楊子霆等人的調研,1997年實施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影響了島上大批受眾,以及其後整個台灣社會的身分認同,[1]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台灣人的歷史觀。但這是對身分認同最大的影響,而不是最後的影響,最後的影響是語文。因此,蔡當局在教育上正使出最後的招數。

中文系變成「華語文細學類」,「華語文教育」屬於外國語文學門

比如2017年4月初,台灣各大學收到教育部門委託台灣師範大學工教系執行的兩份資料:「我國新版學科標準分類中英文名稱及簡介(草案)」,以及「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五次修正調查表」。台當局把其中隸屬於中國語文學類的「中國文學系」視為「華語文細學類」,又把「華語文教育」劃歸外國語文學門。

另外,台灣的「漢語族」使用人口佔了95%以上,南島語系人口僅佔2.2%左右。然而台當局將漢語族系下的客語、閩語下的閩南語、以及南島語系下的先住民語都劃歸成「本國語文」,卻將現行的「國語」(共同語、普通話、北京官話)放到「華語文細學類」,使其形成兩組對立的語文命題。[2]

但就語文脈絡來看,晚近的閩南話來自公元7世紀河南光州人陳政、陳元光父子帶進漳州的河洛話,當時說的口語是唐音,書面語是唐代古文,吟唱的是唐詩。也就是說,除非相信「台語」拜物教──宣揚「台語」是西語、荷語、平埔語、日語、華語相混同的新品種云云,否則以閩南語為多數的台灣話相較於北京話來說,還更為接近唐宋古文(以及先秦漢魏六朝的文言文),這就是用閩南話誦讀唐詩別具「韻味」的原因。因此,反唐宋古文及文言文而高舉白話文,在語文脈絡的邏輯來看,就是「反本土化」、「去台灣化」,立場還比較接近北京官方。

畢竟,北京官話是元明清以來800年的「雅言」,白話文是北京口語的書面形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就在北京,且民國政府決定以白話文作為國文課的主要教學媒介,這些都是沒什麼好爭議的史實。

基本教義派反智而不反殖

不過,基教派反智而不反殖,他們宣傳的台灣白話文學,並不正視1920至1950年之間受到大陸白話新文學運動影響的台灣現代文學,而寧可承認日殖時代包括日本人的漢文創作。即使在1950年兩岸分斷以後的台灣白話文學,他們也拒絕反美反殖的左翼作品,陳映真和藍博洲作品在台灣語文教本上的「真空」,可為證明。同為新月派詩家,徐志摩「完勝」而聞一多卻「完敗」,又為證明。

此外,東方主義式的博物館化中國書寫,以及橫向移植、膜拜西方「現代性」的理論和創作,也形成殖民主義在台灣語文教本上的鏡像關係。

台南某位學者發表評論認為,荷殖時代用羅馬字書寫西拉雅族語的「新港文」就是最早的台灣白話文;又說1886年在《台灣府城教會報》的一篇羅馬字「台語白話小說」,證明「台灣比中國還早使用白話文創作」。[3]這位台灣文學系教授是用中國語文發表評論,但他在6年前辱罵黃春明說:「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

用中國語文來罵人用中國語文創作,由此可見語文技窮的笑話,而正是這樣的學者主張將「台語」列為十二年教育的必修課![4]這說明文/白之爭是無知+反智的政治運動,就跟以「番薯」代稱台灣、以「芋仔」代稱大陸一樣,不必考究先來後到,將錯就錯,以訛傳訛,誰認真誰就輸,台灣學子和家長只能自求多福。

大陸提升古詩文份量是最大的外因

再從外因方面來看,台當局此時突然要大減語文課本的古詩文,顯然和大陸今秋大幅提升課本古詩文的份量有關。這是台當局試圖切割與重塑台人時空意識的手法,其目的就是加深兩岸民眾的心理隔閡,以累積自己在島內的政治資本。

也就是說,藉由加大操作語文教育來進一步控制台人的意識形態,在精神層面將政局不穩的困境遷移到時局不安的共同焦慮裡,讓基教派看見自己「有所作為」,同時也轉移一般民眾的關注焦點。畢竟,相較於執政失能這種立馬叫人疼痛的項目,操弄語文教育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是比較無感的;何況它還具有穩固選舉基本盤的政治效益,何樂不為?

果然,這陣子島上輿論集體踩入蔡當局下的套,各家都在文/白之爭的套路上練把式;基教派媒體還因勢利導,宣稱新課綱草案建議的上課材料都是用中文漢字寫的,因此拒絕承認蔡當局是「去中國化」。[5]於是兩造人馬都在是否「去中國化」的鳥籠裡進行拉鋸,蔡當局又成功賺得一次喘息機會,並再一次贏得大陸對台灣的惡感。

由此可以見識到,綠營人馬一向善於製造議題來積累政治能量的伎倆;而選舉民主制和美日新殖民地主義支配下的政媒型態,又決定島上一般民眾政治見識和信息的侷限性。換句話說,台灣語文課綱文/白之爭的本質,其實是地緣政治,其中包括殖民主義的影響或遺留。

反智的「文/中/台」來自深固的政治壁壘

從歷史看,上世紀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台灣在「復興中華文化」;本世紀以來,台灣課綱以「多元文化」取代「中華文化」,大陸則因應復興需要而向傳統文化提取資源。表面看來,兩岸語文教育對文/白的態度是互有起伏。但不同的是,大陸無論語文課的文/白升降如何,都未曾動搖中國人的身分認同;而在台灣卻能演變成「文/白=中/台」的認知模式,後者當然是一種假象。

以強烈主張提高古詩文比重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為例,從總發起人余光中到其他參與者,無人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的政治邊界並沒有溢出「戀殖心智」與「島國體制」。最近十來年的每個5月4日,「搶聯」都召開記者會聲張「古文運動」,儼然是對新文學叫板。以新詩見聞的人,口口聲聲高喊古典文學,卻無視毛澤東詩詞是唐詩宋詞在20世紀的繼承與再創造,是古體詩詞在現代中國的最高成就。某位「搶聯」核心成員甚至為了避免在島上觸雷,而表示「國文不屬於中共,是我們的至寶」。[6]

於是,國文任他們怎麼搶救,都脫離地氣,也無法凝聚台灣師生的人氣。原因很簡單,把文/白對立起來思考的方式,其本身就是對中文教育的戕害;他們和「文/白=中/台」這種思考位置,同樣形成了島上反智的鏡像關係。

語文既是政治的重要基礎,那麼政治壁壘導致語文反智的事情,也就不足為怪。比如對著美國訪客說: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language,還寫出「自自冉冉」的春聯來現眼等等。上樑不正,其下的語文教育豈能不走歪?

至於說85%的高中語文教師支持文言文上限至少50%,[7]這也不意外。一來這些教師們在求學過程中習慣了古詩文;二來是習慣了古詩文的他們,又習慣了教別人古詩文。多年來謀生的傢伙什,比如教具、筆記、教參用書和教學思維的模式等,不為犧牲多壯志,豈敢日月換新天?要說他們是語文教育上的既得利益者,恐怕太過;但可以問問他們是否願意自學和教授台灣教本不採用的古詩文?又是否願意自學和教授台灣教本不採用的白話文?尤其是被政治邊防所封殺的毛澤東、陳映真、藍博洲、聞一多、魯迅甚至雨果等人的傑出作品。

曾經編審《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李筱峰說過,文化領域比政治領域要寬廣許多。既然如此,恢復台灣學子接受完整中文教育的權利,從整個中文世界的範圍來取材與授課,並在廣大的中文地界上建立教員交流與支教體系,應該是實踐文化領域比政治領域寬廣許多,並療癒「文/白=中/台」反智症的辦法。然而,這實有賴於台海政治壁壘的真正瓦解,因為在那套《認識台灣》教養下成長的語文教師,可也不少。


[1] 〈獨尊去中入亞課綱 台獨現原形〉,《中國時報》,2017年7月10日,A15版。

[2] 李存智〈語言文化與語文政策〉,《國文天地》第33卷第3期,2017年8月號,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頁16-17。

[3] 蔣為文〈國共不都肯定五四白話文運動?〉《自由時報》,2017年8月30日,A13版。

[4] 同上註。

[5] 〈國文課綱爭議的虛與實〉,《自由時報》社論,2017年8月29日,A2版。

[6] 引自許靜文轉述《自由時報》報導「搶聯」執行秘書李素真的話,見許靜文〈政黨輪替與文化價值的爭奪:以「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與高中國文教育爭議為例〉,2015年,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91。

[7] 〈85%國文老師支持 文言文上限至少50%〉,《聯合報》,2017年8月27日,A2版。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7-09-07;經作者授權轉發原題原文。)

陳映真:海峽三邊,皆我祖國──陳玉璽《民族分裂時代的證言》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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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侵凌、國共內戰和東西對峙的歷史,使祖國分裂成大陸本部、台灣和香港等三個社會。對於絕大多數台灣精英知識份子和言論人,籍不分本省外省,立場不論為朝為野,評時論事,大約都不能超越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範圍。他們對於世界事務的看法,往往只是「美國霸權下的秩序」(Pax Americana)標準意識型態的模糊而膚淺的翻版。對於中國大陸,即使在解嚴以後,台灣的知識界迄今沒有獨立、深刻的大陸事物研究。對於絕大多數台灣知識份子,大陸依舊是美國和國府長期冷戰宣傳中的敵國:危險、落後、不可信賴、貧困而對自由民主充滿敵意。至於香港,除了香港比較便宜的高檔商品,可口的中國菜、香港電影和明星,甚至一九九七香港即將面對的歷史轉變,也很少能引起台灣知識界的關心。

我與所敬重的朋友陳玉璽,是在六○年代末年,在國府的政治犯看守所中認識的。為人溫和醇厚,好學深思,彰化縣出身的陳玉璽,很快就受到押房中年輕一代政治犯的愛重。由於國際學界和輿論對於加在他身上非理的判決廣泛而嚴正的關懷,一九七一年,他被「特赦」出獄。一九七五年我因集體減刑出獄,才知道出獄後的陳玉璽在工作、研究、生活和出境各方面都受到嚴苛的監管。嗣後,他歷經周折,在國際學界和人權友人的幫助下,終於得以回到夏威夷大學完成博士學業,移居美國,自一九七○年代始,長期從事華語報紙的編輯工作。

這本文集所收錄的,絕大多數是他在海外華文報社從事言論工作時所發表文章的精華。也正因為是這樣,文章的議題顯得比較廣泛。然而,台灣本地出生,負笈外國,卻因為了掙破冷戰邏輯和知識系統的壓抑而身陷縲絏,旋又流寓美國編報,現今設講座於香江的陳玉璽,以他獨特的知識、視界和經歷,建立會集了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的焦點──一個當代台灣「祖國喪失和白痴化」(尾崎秀樹語,一九七一)的學界和言論界所失去的焦點。他以專業的知識,展望經濟和政治區域化過程中的中、港、台整合的前途;他以海外華人報人的眼界主張海外華人的民族權、政治權和人的權利;他以專業知識和愛國主義,凝視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機會;他對於重蹈某種唯發展論的大陸當局,提出環境危機的嚴肅警告;他以台灣出身的知識份子,從香港顧盼他的家鄉發為眼界獨到的議論。在八○年代初,他一連串揭發台灣政治監獄內幕,呼籲釋放台灣政治犯的文章,終於使五○年代初被捕的終身政治犯回到故鄉和親人的懷抱。他對於處在國府和中共之間的民進黨,給予坦率的批評,無私的關切和公正的代言……

陳玉璽這種「海峽三邊,皆我祖國」的胸襟、眼界和識見,在當前歷史階段中台灣知識界奇異的「祖國喪失與白痴化」的時代,顯得特別突出。當內戰和冷戰的歷史當始重組;當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課題提到我們民族史的進程;當中、港、台的整合與發展已成為不可逆反的趨勢,台灣出身的知識份子陳玉璽以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交會為焦點的視野,提供了對問題的豐富而有啟發性的向度。當渾沌過去,歷史的天空重現晴朗,但願後世的青年會說,「好在我們在那個時代的言論人中找到了陳玉璽,否則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那喪失了祖國的歷史時代?」

陳玉璽的文章和他的人一樣,溫煦、醇厚、理路清晰,富有令人折服的知性。然而這個原是被七○年代台灣非理的政治逼走他鄉異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工作和生活的關係,他的文章都發表在美、港兩地的華文報刊,島內的知識圈和言論圈甚少讀到他犀健、獨到而鞭闢入理的文章。人間出版社有幸能出版陳玉璽自選的頭一本文集,和讀者一樣感到喜悅,是敬以為序。

(陳玉璽,《民族分裂時代的證言:中港台政經問題論評集》,人間出版社,1990年,頁5-7。)

陳映真:打開台灣「左眼」的作家

WechatIMG2文/本刊特約撰稿 張鈞凱

11月25日中國作家協會網站刊載了一則訃告:「忠誠的愛國主義者,台灣同胞的傑出代表,著名文學家,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原主席,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陳映真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11月22日14時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陳映真,本名陳永善,1937年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是2010年第一批加入作協的台灣會員之一。陳映真在一次訪談中說過:「我最感到快樂的還是創作」,在他整整臥病十年之後離開人世,作協在訃告首句對他的讚譽「忠誠的愛國主義者」,正體現了作家豐富而又強健的戰鬥一生。

魯迅的作品啟發了陳映真對於文學的興趣,同時觸動了他對於祖國深切的關懷與熱愛。如同魯迅為後人留下了獨特的創作與雜文等作品形式,陳映真的創作不僅有廣為人知的小說,還包括了報告文學、詩作、劇本、翻譯、評論與手繪插畫,「作家」這個稱謂恐怕不太能夠撐起陳映真思想的深邃、複雜與多樣。

翻拍自:《印刻文學生活誌》12期,2004年8月號

翻拍自:《印刻文學生活誌》12期,2004年8月號

寫作小說的陳映真

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專研陳映真,他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陳映真反對自己民族的創作者對於外來思潮「照訂單出貨」,而應該主要從自己民族的作家作品中汲取養分,逐漸成長。對陳映真而言,這一條路線承繼自中國193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書寫,如同1977年他的一篇講稿題名《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即傳達了他的寫作信仰。

陳映真所豎立起的現實主義大旗,早於鄉土文學論戰,1959年第一篇發表的小說《麵攤》雖然憂鬱,但仍充滿著對於市井小民的濃烈關懷。他早期的小說經常被評價為「蒼白」或「憂悒」,他所聚焦的小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樣態,卻無不衝擊著當時的知識青年,從而開始反省瀰漫在空氣中的思想氛圍。戰後台灣新生世代在這個階段步入大學校園,面臨著政治高壓所帶來的沉默與噤聲,陳映真的作品成為他們尋找思想出路的文學路徑,鄭鴻生在《青春之歌》中即強調了陳映真的作品對於他們這一代學生的召喚。就在陳映真過世消息傳開的當天,當年從台灣負笈美國並投入保釣運動浪潮、現為北京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教授的吳國禎老師,給我發了一條微信說:「不忘七十年代海外保釣時期,映真的小說等是大家學習的讀物」,也說明了陳映真的作品發揮了時代引路人的重要角色。

笔者收藏的陈映真作品之一

陳映真作品與相關

陳映真作品與相關

因此,陳映真的現實主義路線,不只是一種創作表現形式的選擇,而可以理解為是他介入時代現實的積極企圖,比如早期的小說就是對於當時大行其道的存在主義與邏輯實證論的批判,甚至是抵抗。早在《忠孝公園》之前,1964年發表的《將軍族》已經觸碰了島嶼上敏感的省籍問題,提醒著讀者其中複雜的歷史交纏,是島民必然要超克的心理瘡疤,同樣表明了現實主義之於陳映真,是文學走入人民、面向社會的方法。

陳映真自言,1975年是他創作歷程中的關鍵轉折。1970年代是台灣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期,台灣社會與勞動大眾也都被捲進翻天覆地的變動之中,宋澤萊的《打牛湳村》就是一個典型,描繪了台灣農村走向破敗的圖景。陳映真的獄中經歷促使他的作品立場更為鮮明,《夜行貨車》(1978年)、《上班族的一日》(1978年)、《雲》(1980年)與《萬商帝君》(1982年)等四篇構成「華盛頓大樓系列」,將火力集中到控訴跨國公司所帶來的壓迫。其中所展現出來的視野並不侷限在島上,如同姚一葦先生所評價的,陳映真努力地「揭示在那美麗外衣內的猙獰本質」,直面「屬於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

接續的另外一個以上世紀1950年代台灣地下黨人為主題的系列,包括了《鈴鐺花》(1983年)、《山路》(1983年)與《趙南棟》(1987年),陳映真在《後街》一文中如此詮釋:「把當代人民克服民族內戰、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台灣地下黨的歷史加以文學化的營為」。而作品本身所蘊藏的內涵或許不僅於此,例如《山路》裡著名的「蔡千惠提問」,就透露出作者本身循著歷史脈絡,將台灣內化進整個中國近現代的進程洪流之中,從而將自身經歷、所思所憂、現實發展等交織為看似創作卻又無比真實的字裡行間。

1987年人間出版社發行「人間文叢」第一本《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1987年人間出版社發行「人間文叢」第一本《趙南棟及陳映真短文選》

如此深沉的歷史思考,無不交雜著他的孤獨、痛苦與憤怒,當然還有理想與信仰所合力出來的意識形態搏鬥。陳映真唯一的報告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4年),其中表現出了他對於前輩與同志的不捨:「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一生只能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如果進一步聯想到《山路》裡蔡千惠最後的呼喊:「請硬朗地戰鬥去罷」,就拼湊出了陳映真奮鬥不懈的信念:光明必將戰勝黑暗,正如同他的前輩們所堅信的──「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歌》)。也預示著陳映真在發表《趙南棟》之後,停下小說的創作長達12年之久,投入了更為尖銳的另外一個戰場。

小說之外的陳映真

陳映真自言:「文學為的是使喪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使悲傷的人得著安慰;使沮喪的人恢復勇氣……」他也說,「文學是思想意識型態的宣傳」,這兩段對於文學並不矛盾的解讀,一方面說明了他以文學為方法,貼近現實、站穩立場;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的文學載體並不以小說為唯一形式。

現實主義的現代詩,是干涉生活的文學藝術(參閱陳映真:《試論施善繼的詩》)。2002年陳映真感於台灣工人深受打壓的處境,根據真人真事寫下他唯一詩作《工人邱惠珍》,體現了他一貫的底層視角,揭開社會的虛偽,堅守社會正義的追求。他分別翻譯了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1996年),以及韓國牧師文益煥的詩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1989年),象徵著他對於第三世界與東亞兄弟的永續關懷。

報告劇《怒吼吧,花岡!》演出手冊

報告劇《怒吼吧,花岡!》演出手冊

1986年《人間》雜誌社與日本「事實劇場」合作,陳映真、高信疆、王墨林共同製作了報告劇《怒吼吧,花岡!》。1994年陳映真寫作了生平第一個劇本《春祭》,在「綠島夜曲文藝晚會」演出。儘管他說自己演出與觀看戲劇的生活十分貧乏,但是這兩部報告劇仍可看出陳映真通過戲劇以告慰歷史、向苦難同胞致敬的用心。

《春祭》劇本封面

《春祭》劇本封面

最後,借引陳映真中學同學岳宗的詩《致陳映真》(2002年)其中一段:

你屬於

整個民族

整個時代

如果歷史是夜空

你將是一永恆燦耀的星

這不單是謳歌,更是對這一位打開台灣左眼的愛國作家一生實踐的動人總結。

(本文原載《海南日報》,2016年11月28日,B4版

劉進慶:「反獨促統」全球華人華僑大團結

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於2001年7月中旬在日本東京隆重召開。這次大會約有600餘人參加,100多名與會代表發言。發言非常熱烈、精彩、豐富,發言內容都非常精闢、富於啟發性,其中也包括有創新性提案和解決問題的方案等。

天時地利人和,大會喜獲成功

本次大會首先具有天時之機。開會不僅是在新世紀開頭之年,前3天更有北京申奧成功的捷報傳來,與會者人人揚眉吐氣,倍感自豪,一股中華升龍之勢瀰漫會場。

其次是地利之勢。東京不但地理上靠近台灣和大陸,而且一直是愛國華僑集聚、奮鬥的海外重要基地。百年前,我們的先輩就在日本呼喚出「振興中華」之聲音。今天,日本又是「台獨」勢力特別猖獗的地區,「台獨」勾結日本右翼繼續坐大。本次「反獨促統」大會與「台獨」勢力針鋒相對,加深了大會的現實性和時代意義。

再次是人和之力。日本的僑胞僑團在這次大會實現空前的大團結。日本是愛國僑胞僑團組織最完善的地區,歷史悠久而具有傳統的僑團組織,以東京為中心分佈在全國各個地區。這次在祖國統一的民族大義之下,各個僑胞僑團不分左右,不分前後,求同存異,捐棄前嫌,化解矛盾,把通常不可能的事,過去沒有想到的事,變成事實可行,實現在日僑胞空前的大團結。

「反獨促統」與「和平統一」

這次大會上的兩個關鍵語是「反獨促統」和「和平統一」。經大家反覆探討其內涵和實際,進一步認識到這兩句話的核心在於「反獨」一點。因為要和平就要「反獨」,有「台獨」就沒有和平,不徹底反對「台獨」,就難覓求和平統一之路,這是最基本的硬道理。

「反獨」的內涵具有兩面性,一個是「和而統」的道路,再一個是「和而不統」的走向。前者是我們所期盼的,後者則包括「反獨而不統」在內,有意無意附和美國對華「和而不統」的戰略,是我們所反對的。

陳水扁和李登輝,這兩個台灣新舊領導人本性「台獨」,時刻挑釁大陸,傷害所有中國人的感情,進而破壞兩岸關係,置台灣民眾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危害台海安寧,危及亞洲和世界和平,是內外公認的麻煩製造者。

比如說,陳水扁居然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則「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兩岸關係之共識原則就不復存在,將解決台灣問題之途徑推到非兵戎相見不可的邊緣,對台海的和平構成極大的威脅。

李登輝借稱「治病」,強行訪日,旋即又訪美,一意孤行引狼入室,到處勾結外國霸權主義勢力插手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只怕中國和美日不敵對,唯恐台海無戰火。大會上有位洞悉李登輝身世底細的資深台胞說得妙:「李登輝曾經出賣過共產黨,又出賣過國民黨,如今他將要出賣台灣了!」此言不差。

在這兩天大會中,全球華僑華人對台灣問題抱有迫切的危機意識,普遍認為當今中華民族面臨又一次危機時刻,不能坐視不理,有必要全心全力來反對「台獨」。這一民族危機意識的共識,形成了這一次大會的主流,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掀起了歷史性愛國主義運動的第三次熱潮。

將統一的祖國留給下一代

祖國的統一,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是崇高無上的奮鬥目標,著實不容以地區社會制度之不同或者人們意識形態之差異為由再拖延。

特別對台灣同胞來說,海峽兩岸的統一應該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代台灣同胞心理深層中的歷史願望。我要強調,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有責任早日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有位旅日老僑領在文章上說得好:「將統一的祖國留給下一代」。夜長夢多,中國的完全統一實在不能再延誤,我們的責任何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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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已故著名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著有《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兩岸中華經濟的良好表現與新形勢之機遇

亞洲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給這一地區帶來重災與輕災兩極化的影響。其中祖國大陸和台灣的兩岸經濟,幸好屬於少有而難能可貴的輕災區。兩岸在金融風暴的狠打急衝中,在世界經濟廣泛面臨危機之下,尚能維持經濟穩定和高度增長,比起包括日朝韓在內的眾多重災國家與地區之困境,成績特別優異,是一次兩岸中華經濟力量的良好表現。

然而進一步透視,則經濟危機對兩岸的經濟影響卻有所不同。最象徵性的事例就是人民幣維持不貶而台幣則貶值四分之一,兩岸改採取的抗災策略迥異,之後的對外經貿表現也不盡相同。一樣是輕災區域,在這一段期間,祖國大陸提升國際政經地位和形象於屹立不搖之中;而相比之下,台灣經濟侷限於狹隘的迴旋空間,沒有餘地。

這一次經濟危機,不但將兩岸經濟的先天條件和後天構造性特點突出,而且也把兩岸之間經貿力量的消長表露出來。祖國大陸經濟的總體力量與影響力業已遠遠超過台灣一步,是兩岸經貿逆轉形勢的一大轉折點。而這一個轉折,意味著兩岸互補關係新階段的來到,勢必將帶來兩岸經貿協作之新形勢。兩岸實現「三通」,進一步互補協作的需求更加迫切,兩岸中華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腳步必將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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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

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頁12-25(張方遠攝)

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頁12-25(張方遠攝)

美利堅:超級的帝國

做為一個帝國,美利堅共和國,在一次大戰中和二次大戰後,有急速的擴張和發展。
她遠遠地壓倒了歐洲,成為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長。美國一國的總消費量,等
於全世界其他各國總消費量的總和。美國一國所使用的銅、鐵重要稀有金屬、石油和
能源,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或十數個民族和國家所使用的總和,她的陸海空軍基地遍佈
全世界,和40多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只有另一個霸權蘇聯可以匹敵。她的投資
遍佈全世界,不論在西歐,在第三世界,星條旗總會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上的基地和
企業大樓上,迎見不沒的太陽。她的大學吸引來自全球的知識份子,世界上不論富國
貧國,都有受過美國大學、研究所、研究機構訓練的知識份子,位居政、經、學、商
和軍界要津。美國製的武器、彈藥、制服、軍事編制,作為美國對各該國的軍事控制
和影響力的明顯象徵,遍佈全球。美國的政治貸款,經濟壓力、國際特工,控制著好
幾個民族和國家。

精巧的新式殖民主義

以美國為母國的國際性企業,壟斷和支配著全世界的資源、市場、政治和外交、軍事
。美國的「工業、軍事」複合體對世界上反對美國經濟、外交利益的國家,施行殘酷
的鎮壓。美國的國務院、五角大廈、跨國企業、新聞處、中央情報局、軍事顧問團和
學術基金會,所執行的環球策略,基本上與舊式殖民主義政策性格相同,但範圍極大
、內容極精巧,即所謂的新式殖民主義。美國的新聞社、電影、電視、全球性企業公
告和遍佈各國的美國新聞處,對全世界進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國化工作,製造對美國和
世界體系的優美形象,相對地消滅、破壞其他各民族悠久、優美、深厚的傳統文化⋯⋯
。代替了過去的「白人的負擔」論、「文明的使命」論等,今日美國以「大國的責任
」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進行不知饜足的政治上、軍事上、文
化上、經濟上之擴張。以無數原料國的貧窮、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內戰為價,美
國支配全球各地的資源,以維持美國的「富強」;美國也以顛覆、暗殺、鎮壓為手段
,支持許多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的外交、經濟的利益。美國不惜支
持她的傀儡政權,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血腥的
鎮壓,來保障在各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遠、廣泛地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
人民、民族和國家。在有些國家中,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政策簡直和自己的近現
代史分不開。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繼續閱讀

孫水波:越南排華凸顯兩岸一體難分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文/孫水波(自由撰稿人)

近日越南發生大規模反華示威遊行,胡志明市平陽省工業區內的台資、港資企業工廠受到嚴重波及。原來是領土糾紛而起的外交折衝樽俎,最後演變成種族排外運動,令人相當遺憾。

據報導,只要掛有中文招牌或廣告的工廠店家都在這場示威中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面對如此情況,台灣社會還是擺出一貫的切割態度,以不變應萬變。網路上開始有人評論:這是場「反中暴動」,台灣不是中國,台灣不幸被中國牽連而遭受池魚之殃。這種切割法對於所有問題開出的藥方只有一帖:「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問題在於,這帖藥方真能對症下藥?在文化上,兩岸同文同種,繁體字與簡化字都是中國字,在此時還要區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那麼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放棄中文,重新發明「台灣國」專屬的「台灣文」。在經濟與產業的鏈結上,台灣與中國大陸一體程度甚高,真的能純粹劃分台資、港資和陸資嗎?更何況,此次受波及的台灣工廠,幾乎都聘有為數不少的陸籍管理幹部。

兩岸從歷史、文化到經濟產業各方面都緊密難分,在此事件中又再區分「台灣中國,一邊一國」,正好凸顯台灣社會的認同困境。台灣有利益時就要與大陸靠攏,但當有事時就要擺出立場與大陸撇清關係。

愈是汲汲營營於不斷強調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隔閡,愈強調兩岸是兩個國家(甚至是兩個民族),反而愈加證明了兩岸之間的整體性。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領土爭議,馬政府也稱對西沙群島擁有主權,但除了外交部的「嚴正聲明」外,不見其他行動。美國已經公開選邊站了,將矛頭對準中國,更加說明此次風波也是美國重返亞洲、圍堵中國的環節之一。而兩岸之間已從過去的衝突走向今日的和平,台灣社會應該思考的,是要繼續與大陸區分你我,「隔山觀虎鬥」?還是兩岸同胞互助來維護共同的權益,爭取東亞地區真正的和平?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中國時報》,201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