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史料

消失在渭水之丘的蔣渭水

雪山隧道開通之後,宜蘭成為熱門的旅遊勝地。近來蔚為時尚的宜蘭玩法,是到當地品嘗一碗限量的日式拉麵,驅車前往礁溪「櫻花陵園」的「渭水之丘」,坐在高處平台尖端上,拍攝一張雙腳懸空照。至於為何在宜蘭流行起「日式」拉麵,「渭水之丘」的「渭水」所指為何,並不在遊客關心的範圍之內。

6月底趁著到訪宜蘭之際,前往渭水之丘一探究竟。這一座位於櫻花陵園最高處的綠園,可以眺望蘭陽平原與龜山島,是蔣渭水先生的長眠之處,2015年從台北六張犁墓區移靈回到故鄉宜蘭。環顧四周,沒有任何刻有「蔣渭水」字樣的碑牌,據悉此作法是蔣家後代與設計者黃聲遠建築師商議之後的決定,以「呼應過去蔣渭水提倡自由、平等,為弱勢者發聲的精神」。

向內走去,一端的矮石牆上鑲刻有體現蔣渭水「上醫醫國」精神的〈臨床講義〉,這篇文章是蔣渭水主治醫師為日據時期名為「台灣島」的病人做出的診斷。令人驚訝的是,在病人基本資料「原籍」的部分,蔣渭水的原文「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等十個字,竟被一連十個○給取代。

鑲刻在渭水之丘的〈臨床講義〉(張方遠攝)

鑲刻在渭水之丘的〈臨床講義〉(張方遠攝)

被日人抹除的台灣「原籍」

〈臨床講義〉原發表於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改訂版,蔣渭水時任《會報》編輯暨發行人。1931年蔣渭水因病逝世,該文收錄於當年由原台灣民眾黨幹部黃師樵編纂的《蔣渭水遺集》;台灣光復後的1950年,為紀念蔣渭水逝世20周年,蔣渭水的同志白成枝等人決定再編纂一本《蔣渭水遺集》。筆者手邊收藏有1950年版的《蔣渭水遺集》,根據書末〈編後感言〉的說法,1931年版的《蔣渭水遺集》,「不幸被日帝禁止發刊,並沒收遺稿及全數製本,因此全台同胞所期望的遺集,竟成泡影」。另按黃師樵的回憶,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不只被日殖當局查封,「連活字版都拆了」,只流出了兩本,其中一本後來被已故旅日台灣史專家戴國煇購得收藏。

編有《蔣渭水全集》的王曉波教授,收藏有戴國煇教授當年購得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的影印版。經筆者向其求證,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所收錄的〈臨床講義〉,「原籍」部分即由十個○所取代;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是在1931年版的基礎上編成,所以「原籍」仍然是十個○。但是,原為日文撰寫而成的〈臨床講義〉後來由蔣渭水的媳婦傅力力翻譯為中文,中文版的「原籍」已根據原文復原為「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也交代了被塗銷的原文即「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順帶一提,傅力力是蔣渭水三子蔣時欽的妻子,兩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離開台灣轉赴北京;蔣時欽是中共黨員,傅力力則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盟員。

原文「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被改為十個,是當年日本殖民統治審查之後改動的結果。蔣渭水之孫蔣朝根也證實,1931年版《蔣渭水遺集》「有多篇的字句或段落,被填滿○○╳╳△△代替;如〈獄中賦〉只剩標題;〈獄歌行〉則闕漏;〈民眾黨的綱領及政策〉標題與條文全被刪除」,都是日殖當局新聞檢查之後的「成果」(參見:蔣朝根,〈文學的蔣渭水,革命的蔣渭水──《蔣渭水全集》補遺〉,載於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

蔣渭水的民族意識,早就為日殖當局所忌。因此在〈臨床講義〉出版時,刻意以○塗銷「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等字樣,顯然是在「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下「必要」的獨裁決斷。在日殖當局的眼中,蔣渭水是「祖國派」的代表人物,《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即記載:「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

筆者收藏的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張方遠攝)

筆者收藏的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張方遠攝)

蔣渭水的民族意識與抵抗精神

為日殖當局所警惕的蔣渭水民族意識,在他的多篇文稿中俯拾即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經過報告〉一文,蔣渭水開篇即強調:「因為現在所謂的台灣人,是○○民族,同時也是日本國民」。1924年在「治警事件」法庭辯論上,蔣渭水如此回應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國民,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據此推測,前文被日殖當局所塗銷的○○二字,原文應為「中華」。目前流傳下來蔣渭水所作的兩首古體詩,其中一首《嘆神州》:「莽莽神州幾陸沉,藩籬已削更相侵。強鄰蠶食肇黃禍,碧血橫流滄海深。」其中「強鄰蠶食肇黃禍」,表達蔣渭水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不滿;而首句「莽莽神州幾陸沉」更展現他對帝國主義踐踏下的中國的感嘆與不捨之情。

與此同時,孫中山革命思想與實踐對於蔣渭水的影響,更屢見於他在《台灣民報》發表的文章之中。例如,1929年蔣渭水在《台灣民報》連載四十期〈中國國民黨之歷史〉長文。台灣民眾黨成立之初,黨旗並非流傳至今的「三星旗」,而是蔣渭水設計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上青、下紅、中白日)。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1931年台灣民眾黨遭日本殖民政府強制解散,其理由之一就是:「(民眾黨)製作類似中華民國國旗之青天白日旗為黨旗,一度被禁止後又再製作類似的黨旗,以滿足思慕中華民國之念等。逐漸呈現出露骨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抗我民族。」

由此可知,〈臨床講義〉文中「原籍」的十個○,一方面體現了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台灣施行嚴格的思想管控,另一方面暫且不論蔣渭水使用「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的歷史用意(1885年台灣正式建省,不再隸屬福建省管轄),則展現了蔣渭水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同化政策下的抵抗。蔣渭水在日據時期被稱為「台灣第一反」,其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不屈的反抗與抵抗精神,應是今人紀念、尊敬蔣渭水最大的意義所在。

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收錄的〈臨床講義〉(張方遠攝)

1950年版《蔣渭水遺集》收錄的〈臨床講義〉(張方遠攝)

還原〈臨床講義〉的真實全貌

既然〈臨床講義〉中文版早已將「原籍」的十個○還原為「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渭水之丘」的主管機關宜蘭縣政府何以與日本殖民政府立場一致,仍然以塗銷的方式隱沒蔣渭水的原意,令人費解。宜蘭縣被視為黨外時期以來的「民主聖地」,而備受綠營推崇的林義雄先生在宜蘭設立了慈林教育基金會,廣為蒐集日據時期以降台灣社會運動的相關史料,成為研究重鎮之一。2015年蔣渭水移靈回宜蘭時,縣長林聰賢表示:「蔣渭水喚起台灣自覺文化,對抗不公不義,是社會運動與白色力量的展現。」那麼為了彰顯出身於宜蘭的蔣渭水對於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重要性與地位,宜蘭縣政府更應該重視蔣渭水以民族意識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精神,還原刻在「渭水之丘」上〈臨床講義〉的真實全貌。

今日台灣「自我殖民」與「再殖民化」等力量不斷勃興,在抗拒國民黨及其建構出的虛幻中國意象的同時,卻不斷召喚「親日戀殖」的想像,以現代性的迷思掩飾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在民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戒嚴時期,國民黨在言論思想上的檢查與管控令人不齒,黨外雜誌遂發展出「開天窗」的方式做為無聲的抗議。國民黨箝制言論思想的手法,與日本殖民統治如出一轍,然而,若為了反對國民黨,而選擇美化日本殖民統治,難道不是對日據時代以來投入反殖運動的台灣先輩的無情嘲諷嗎?

藍綠政治人物都相當敬重蔣渭水,尤其熱衷引用他的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但都不約而同地抽空歷史脈絡,使之淪為空洞的動員口號,甚至被扭曲嫁接為台灣新興國族想像的號召。這句話源於蔣渭水發表在192712日《台灣民報》上的文章〈今年之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文中蔣渭水透露這句口號是受馬克思「萬國勞動者須要團結!」的影響,以及1924年國民黨一大之後「以最大多數的農工階級為基礎」的轉變,從而鼓勵台灣同胞團結起來,戮力於台灣解放運動。一旦避談蔣渭水畢生抵抗的對象是日本殖民統治,無疑只是在滿足當代「普世價值」的需求,蔣渭水等反殖先行者仍被他們的後代拒於門外。

蔣渭水在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左右路線上有其曖昧性,但他的民族意識與抵抗精神卻難以被否定。今年是台灣民眾黨建黨90周年,最好的紀念方式就是讓蔣渭水從日人刻意抹除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讓他所關心的「台灣患者」的後代在使用蔣渭水十元硬幣、經過蔣渭水高速公路(國道五號)、到渭水之丘拍照留念時,都能體會蔣渭水遺留給這座島嶼的理想與信念。

(本文原載《苦勞網》「對我而言」專欄,2017-07-13。)


【參考資料】

白成枝編輯,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發行,《蔣渭水遺集》,台北:文化出版社,1950年。

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

王乃信等譯、林書揚等編輯,《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

邱士杰,〈蔣渭水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起源:從「新台灣聯盟」、「社會問題研究會」到「無產青年」〉,載於蔣朝根編,《第一屆蔣渭水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蔣渭水文化基金會,2009年。

簡銘宏,〈蔣渭水〈臨床講義〉的一種觀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6期,20134月。


【附錄】〈臨床講義:對名叫台灣的患者的診斷〉

蔣渭水 著

傅力力 譯

一、姓名:台灣島。

一、性:男。

一、年齡:從現住址轉移到今二十七歲。

一、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

一、現住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一、地位:東經120-122、北緯22-25

一、職業:世界和平第一關守衛。

一、遺傳: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的血統,遺傳性很明顯。

一、素質:因為是前記聖賢的後裔,故有強健天資聰明的素質。

一、既往症:幼少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清楚、意志堅定,品質高尚、動作靈活。但到清朝時代由於政策中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質卑劣、節操低下了。轉居日本帝國以來,受到不完全的對症療法,稍有恢復,但畢竟有二百年的長期慢性中毒症,故不容易治癒。

一、現症: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深思不遠、缺乏講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會爭眼前小利益、智力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完全無朝氣。

一、主訴:頭痛、眩暈、腹內有飢餓感。

大體上是這樣的患者,診斷一下頭部比身體大,應該是思考力很好才是,但提問二三道常識,其回答不得要領。由此可想像這個患者是個愚蠢的低能兒。這是因為頭骨大、內容空虛、腦髓不充實的原因。因此稍難點的哲學、數學、科學,還有世界形勢論一聽就頭暈、頭痛。另外手腳也很大很肥,這是因為勞動過多的原因。診斷一下腹部,發現腔胴很瘦,凹進去。腹壁都是皺紋,好像經產婦似的出現有白線條。我想像是大正五年來歐洲大戰的一時僥倖,一時肥胖起來了;從去年夏季颳講和風,像是腸子感冒,加上腹瀉,腹部極度膨脹,突然又縮起的原故吧。

診斷書

一、診斷:世界文化時期的低能兒。

一、原因:知識營養不良症。

一、經過:因為是慢性病,經過要長些。

一、預診:素質純良,應及時適當地治療,要是療法不對又荏苒拖延的話,會病入膏肓,有死亡的可能。

一、療法:原因療法就是根治療法。

處方

受正規學校教育 極量。

要補習教育   極量。

進幼兒園    極量。

設圖書館    極量。

讀報社     極量。

上面合劑調和速服二十年會全治,其他還有有效之藥品在此省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轉折年代中的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了,事件的本質卻沒有隨著時間的前進而廓清,反而愈形簡單化、機械化與圖騰化。2月8日大陸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安峰山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指出,大陸相關部門將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紀念活動。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引起了普遍的驚訝與批評:「中國憑什麼紀念二二八」。政治鬥爭的陰謀論也隨之而起,有人認為大陸藉此與民進黨搶奪話語權,以「反台獨」;有人則認為大陸要利用二二八,徹底拋棄軟弱無能的國民黨。

而在台灣內部,綜觀幾種主流的二二八論述:「與中國無關論」、「中國人屠殺論」,以及繼承、變形自早期國民黨史觀的「皇民造反論」,再加上其他的諸如「文化衝突論」、「省籍對立論」、「台獨起源論」等等,共同表現了當前二二八論的特點──以「反共」為最高前提,從而將台灣的歷史一島化與特殊化,一方面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將地域差異的表象不斷上綱,巧妙地掩蓋並取代了二二八的本質。

官為何逼?民為何反?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的第二年,台灣的社會性質經歷了關鍵性變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島民原有的漢人認同再轉變為實質的中國人身分,而統治階級則是來自於大陸即將被推翻且慣用暴力手段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官僚集團。在此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無論如何都無法自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中抽離來看。由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觀願望的悖離和客觀階級位置的相互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成為必然,而在1947年前後整個中國大地上,許多省分都發生了類似台灣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

「官逼民反」是對事件現象上的描述,但戰後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在1987年〈二.二八的省思〉一文中進一步提醒我們,在探討二二八事件時應加以深挖「官為何逼,民為何反」的結構性因素。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即形象地描繪了台灣光復之後一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處境,比起冷冰冰的數字更令人理解當時的背景。

刊載於1947年9月《新台灣叢刊》第一輯的〈台灣四天地〉組詩

刊載於1947年9月《新台灣叢刊》第一輯的〈台灣四天地〉組詩

事件發生時人就在天馬茶房內的《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台灣台北人),在回憶其所親歷的二二八時指出:「人們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一股巨大的潛流正在湧動,正在尋找機會噴發」,「『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圖樣,它是自發的,不是什麼『叛亂』。」因此,查緝私菸只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導火線,事實上台灣人民與當時全中國人民都面對著一個如林書揚先生所分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戰時政權」的壓迫與掠奪。「打倒貪官污吏」是當時人民最為素樸的主觀願望,捲進了無數人民的直接或間接參與,進而提出「民主自治」的訴求,在客觀上就與中國大陸上風起雲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接軌。

省內外的聲援與合作

事件發生後不久,台灣民主聯盟發出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即言:「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顯然事件參與者也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解放,必須與大陸同胞聯繫結合為一場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與此同時,事件隨即引起大陸的普遍關注,例如中國學生聯合會在1947年8月10日發表〈學聯告台灣同學書〉,明言:「全中國人民正和你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戰鬥」,並鼓舞投身其中的台灣青年:「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為著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民主派人士李濟深,也發表〈全中國人民的出路〉,聲援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台灣同胞必須與各地同胞聯成一片,互相呼應,以從事於反抗獨裁政府之徵兵徵糧,反抗獨裁政府之苛捐雜稅,反抗獨裁政府之貪污黑暗,同時反抗美國政府的援蔣政策。總之,爭取民主和平,獨立自主而反抗獨裁政府之支持者,是中國人民的出路,同時也是台灣同胞的出路。」由此觀之,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歷史與現實上雖有其特殊性,但不應該忽略站在人民立場的普遍意義,也就是當時兩岸人民都為著「新中國」與「新台灣」而鬥爭著。

省內外人士合作的情況,並非二二八事件之後才開始的。在文化上,為了克服殖民經驗帶來的隔閡,創刊於1947年1月的《文化交流》,由本省作家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1947年底《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所展開的一場文學論爭,也是以文學討論為形式,目的在於突破民族長年分裂而造成的誤解;例如楊逵的〈「台灣文學」問題〉,就有力地澄清、破除部分省外知識分子對於「奴化教育」的迷思。

陳庭詩(耳氏)發表在1947年1月《文化交流》第一輯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

陳庭詩(耳氏)發表在1947年1月《文化交流》第一輯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

在政治上,1946年以來台灣發起了幾場學生運動,呼應大陸學生所展開的民主運動,例如1947年1月台北學生組織的聲援沈崇、反對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在一萬餘人的隊伍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除此之外,更遑論許多二二八當事人回憶文章都提到的情形,就是事件之中雖有不明就裡的鬧事群眾,但更多的是同樣做為被統治階級的本省與外省民眾,相互保護的「終生難忘的情誼」(借用二二八親歷者曾重郎先生回憶其當時與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交往的文章標題);也有許多外省記者與知識分子在事件發生後,不斷將事件的真相傳播回中國大陸。

透過事件前後實際情況的澄清與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將更為清晰。首先,在內戰態勢壓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復之後的台灣無法置身事外;其次,不應該將省籍或地區差異的表象無限擴大,將外省與本省視為絕對衝突的兩種群體,取消或混淆了當權者與受支配者之間的階級關係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主要矛盾。1947年在彰化親歷二二八的張克輝先生,曾回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從北部開始大逮捕,他到親戚家中避風頭,附近鄉鎮的武術隊來到當地表演,領班在開場時講話提及:「要練好祖國武術,消滅貪官污吏」──出自庶民口中的這兩句話雖然簡潔,卻高度概括了事件的內涵,說明了二二八參與群眾的目標是針對貪官污吏,並非今人套用當代概念而扭曲的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衝突。

無法自外於轉折年代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金沖及稱之為「轉折年代」,他認為這一年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力量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同時人心向背也出現了翻轉,對於中國而言是「歷史性的轉折」。簡言之,在此「轉折年代」之中的中國人民,必須在戰爭與和平之中做出最後的抉擇,而台灣人民當然也無法例外。從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到1946年北平的沈崇事件,再到1947年南京的「五.二○」事件,預示著歷史將中國在不斷的流血代價中,引領走向了歧異的現代化路線之爭,中國人民則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反獨裁的信念加以回應。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在此轉折年代之中不能回避的關鍵一環。

拉高歷史的視野來看待二二八,可以說是台灣人民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抵抗來自祖國的脆弱政權及其官僚,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於原有失土的巧取豪奪;同時也是拒絕台灣被國民黨強拉進內戰的漩渦之中。1947年3月二二八處委會處理大綱即已指明此點,爾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組織、建立與發展,也是循著這個方向前進。

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部分參與二二八的當事人,在失敗後流亡到香港,先是成立新台灣出版社,發行《新台灣叢刊》(著名的《台灣二月革命》一書即是叢刊之一);以香港為陣地,積極聯絡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國內民主派人士,後於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正式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春天,台盟主要領導人與大部分盟員北上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投身籌建民主聯合政府;同年10月1日,台盟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了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參加1949年9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達、楊克煌、謝雪紅、李偉光、王天強、林鏗生(候補代表)

參加1949年9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達、楊克煌、謝雪紅、李偉光、王天強、林鏗生(候補代表)

台盟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產物,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其代表台灣人參加建國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反映了台灣人民當時選擇民主和平的路線,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也體現出新中國建國後的政權性質。

然而,今日許多台灣人由於失卻了民族歷史的視野,以及歷史整體的高度,而抱持著二二八「與中國無關」的論調,對大陸即將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充滿質疑和不解。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大陸幾乎年年紀念二二八,不但比台灣島內的紀念活動還早,而且主要由台盟主持紀念活動(1973至1979年則是由全國政協主辦),非由中共主導,可以說合情合理,具有歷史正當性。

大陸歷年「二二八」紀念活動一覽(整理:張方遠;製圖:W.B.)

大陸歷年「二二八」紀念活動一覽(整理:張方遠;製圖:W.B.)

另一方面,將二二八曲解為「皇民造反」或「台獨起源」的說法,同樣也不符合事實。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仗勢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開啟了對於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的白色恐怖肅清與鎮壓。許多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都指證,二二八事件使得當時的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自日據時代以來延續下來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號召了更多理想主義者,投入地下黨鬥爭,例如台盟成員林正亨就是1950年第一位仆倒在台北馬場町國民黨刑場的台籍人士。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70年後回過頭來重新省思二二八事件,是希望在釐清事件前因後果與性質的基礎上,發現對於當下的現實意義,借用陳映真先生的話──「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探索出路。在當前的政治現實中,台灣與70年前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再度進入了轉折年代,歷史又為我們出了一道「戰爭或和平」的選擇題:是要跟隨外來強權走上衝突與戰爭,還是戮力於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1987年2月參加紀念「二.二八」起義40周年紀念會的部分親歷者在北京台盟中央機關前合影。前排左起:江濃(當年在北京)、葉仁壽、周青、蔡子民;二排左起:陳炳基、葉紀東、葉慶耀、林文啟;三排左起:林東海、潘淵靜、王彪、藍運樹;後排左起:周明、吳克泰、郭水煙、蔡鴻振

1987年2月參加紀念「二.二八」起義40周年紀念會的部分親歷者在北京台盟中央機關前合影。前排左起:江濃(當年在北京)、葉仁壽、周青、蔡子民;二排左起:陳炳基、葉紀東、葉慶耀、林文啟;三排左起:林東海、潘淵靜、王彪、藍運樹;後排左起:周明、吳克泰、郭水煙、蔡鴻振

歷史是複雜的,但複雜並不能與多元劃上等號,否則很容易就淪為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歷史是由多條線組成的,其中具有合理性的線會形成主線,而其他的線則成為支線,或者慢慢退出歷史之外。因此,看待70年前做為民族悲劇的二二八事件,更應該掌握其中的主線,回到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與世界格局的視野中看待二二八,才能以「溫情與敬意」去理解二二八事件的複雜面貌,破除被冷戰與反共意識形態所禁錮的史觀。與此同時,跳脫藍綠依其各自政治需求為二二八設下的邏輯圈套,回歸人民的立場,正視台灣人民在事件中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避免為當時的執政者擦脂抹粉,也避免為延續仇恨加油添柴,永遠跨不出藍綠對立的框架。

70年前,經歷了殖民與光復的歷史變遷過程,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並沒有在那個充滿動盪與轉折的年代中,回答好「如何再做中國人」這個問題,也就不可能避免二二八悲劇的發生。這個思想上的嚴肅課題,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失。如何直面殖民經驗在台灣社會中的複雜性,弭平長期的歷史斷裂與民族分裂所帶來的傷痛,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際,興許是兩岸人民都應該誠懇回答的時刻了。

(本文原載《苦勞網》,2017年2月21日;後經《觀察者網》轉載,2017年2月23日。)

春聯裡的賴和與歷史上的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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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總統府春聯:「自自冉冉,歡喜新春」(圖片來源:總統府)

今年總統府春聯「別出心裁」,選用賴和1915年的詩作〈乙卯元旦書懷〉前兩句做為賀詞:「自自冉冉,歡喜新春」,總統府12月30日發出的新聞稿還特別強調:「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府印製的春聯文字取自台灣文學」。不過,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隨後在臉書發文(現已刪文)質疑「自自冉冉」應為「自自由由」之誤,認為前者是「前所未見且語意不通的詞」;作家張大春與學者須文蔚等人也提出類似的批評。究竟是「自自冉冉」還是「自自由由」在網路世界引起兩派對立,這個發展卻也符合當代台灣特色:任何是非問題終究會被吸納進藍綠格局底下的政治鬥爭。

根據賴和的手稿,其原意應是「自自由由」。總統府把寫錯字的責任丟給賴和基金會,指稱其所本是該會出版品印為「自自冉冉」,還一本正經地在新聞稿裡為「自自冉冉」賦予「國家漸進改革、穩健轉型的意象」,遭外界砲轟「文過飾非、屈辱先賢」。其實,「自自冉冉」的寫法並非總統府所創,將錯誤都指向總統府便顯得過於嚴苛。2009年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的《賴和詩文集》,收錄該詩也是印為「自自冉冉」。因此,顯然最早根據手稿辨識的研究者,就將「由」認成「冉」,從而以訛傳訛,被兩岸不同版本加以收錄,又被其他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擴大解釋。

更重要的是,執著於「由」或「冉」,無助於我們去理解總統府此番用心良苦的政治動機,也無助於重新去認識長期被政治剪裁的歷史脈絡。當然,總統府特別選用台灣前輩作家的詩作,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不過,總統府刻意透過春聯的形式突出「台灣文學」,恐怕還是有著精密的政治算計。長期以來,「台灣文學」被特別強調其中的「非中國性」以及歷史特殊性,追溯到陳水扁執政時期各大院校廣設台灣文/史學系所,就能清楚地看到「台灣文學」是新興國族建構工程裡不可或缺的文化陣地,且某種程度上更與思想意識形態陣地的「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讚美論」互為表裡,相輔相成。

總統府選用賴和的作品,或許沒有注意,也可能是刻意忽略賴和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反日解放鬥爭中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無論原作是「由」是「冉」,賴和無疑是日本殖民統治文化改造動員之下,堅持寫漢文、作漢詩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關懷永遠站在受苦的底層人民立場,對抗殖民地官商政經的剝削體制。

不只是賴和,我曾聽一位高中老師提過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他的故事。這位司機大哥說,他阿公教他爸爸漢字、漢文都是利用深更半夜,把漢字寫在裝番薯的麻布袋內層來讀,天亮以前再把麻布袋翻回來;萬一被發現偷學漢文,一定被會抓起來關,教的人還會更慘。這位司機先生父祖輩們在日據時期冒險教習漢文的故事,正好印證了日本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灣人的判斷:「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40餘年……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

賴和(網路圖片)

賴和(網路圖片)

總統府的新聞稿,將賴和尊為「台灣新文學之父」,卻沒有交代清楚「台灣新文學」在歷史上的定位與價值。1948年楊逵在《新生報》「橋」副刊發表〈「台灣文學」問答〉一文,明確指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台灣文學是與日本帝國主義文學對立」。在此歷史脈絡下,日據時期的「新文學」的意義將更為明顯,首先,它主要是以白話漢語為創作形式,而非方言拼音;其次,台灣新文學的思潮是與當時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為精神連帶,旅居北京的台北人張我軍就被認為是將「五四火把」引回台灣的「先覺者」。

1947年歐陽明發表在《新生報》「橋」副刊的文章〈台灣新文學的建設〉,就高度評價了賴和等台灣新文學作家,認為其作品體現了「歷史的社會革命價值」,他指出:「台灣文學的第二階段,是一個新舊興替的扭轉期,是一個台灣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它隨著本島台胞民族解放革命鬥爭,高漲的激勵的轉變而轉變。同時也受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和刺激,因而以新文學革命的姿態去批評揚棄了過期的台灣舊的民族文學,加以新的發展」,依此便可釐清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以及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是萌發於反抗殖民運動,成為文化戰場的一支重要隊伍。歐陽明在文章中強調:「台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使台灣文學急驟的走上了嶄新的道路。它的目標是要求『民主』與『科學』。這目標正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不謀而合地取得一致。這說明了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反日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台灣前輩作家王詩琅1978年的文章〈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也有接近的評價:「台灣新文學是孕育於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以反日新文化運動一支派生隊伍出現;因此,他的基調本來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況且初期是在五四運動影響下以白話文為寫作工具,性格極為明顯,日當局忌嫌他們的民族思想,毋寧說是當然的。」這場具有反抗性質的文學運動,賴和與楊逵等作家是其中戰鬥不屈的實踐者,其後所彰顯出來的人民立場與抵抗精神,更是延續到光復初期台灣的左翼運動,由於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條件,又促使與全中國的反戰與革命運動結合為一。

賴和文學作品所代表的民族性與反抗性,反而打破了台灣國族建構政治需求下的「台灣文學」假象,也顛覆了這張春聯背後的政治目的。這次挑起戰火的台灣文學館長廖振富,後來在臉書改口肯定總統府,並稱:「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大家對台灣文學這麼陌生?……遠因就是數十年的大中國教育,大家都沒機會接觸台灣在地的文學。大家都是受害者。」這段真心的告白,表示當政者並不在意歷史真相,也無視於賴和真正的精神,靠著想像就把賴和推出來當「台灣文學」的門神,反映了賴和對當政者來說不過只是一個符號而已。

一張春聯,透露出了歷史的不幸。問題並不在於稻草人式的「大中國教育」,而是在於長年以來為了打造「新而獨立」的國族,不惜站在殖民統治者立場扭曲歷史的結果,以拋棄真實主體性的方式,來滿足對於虛假主體性的渴望。

(本文原載《苦勞網》,「對我而言」專欄,2017年1月2日。)

孫中山與台灣:「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

《夏潮》雜誌第一卷第七期(1976年10月)以孫中山為封面人物。

《夏潮》雜誌第一卷第七期(1976年10月)以孫中山為封面人物。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強權對中國的鯨吞蠶食,最終選擇了革命的道路。接下來一系列的革命與鬥爭,從推翻滿清到對日抗戰,事實上,兩岸的人民與歷史,可說是共同脈動的。台灣人深知「自救救國」的道理,即欲台灣自日帝統治脫離,必先祖國革明與抗戰成功。

台胞參與孫中山革命

198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隨即派陳少白來台灣規劃成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有台灣人楊心如、吳文秀、容祺年、趙滿朝等人加入。〔注一〕

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之後,由翁俊明號召組織台灣分會。據考證,1912年左右,台灣分會會員大約已有三千餘人。〔注二〕苗栗人羅福星,甚至曾帶領民兵參加329之役,並代表台灣同胞參加中華民國開國大典,寫下著名的《祝我民國詞》:「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先唐,逸樂丰採久既彰;仙客早貽靈妙藥,救人千病一身當。」(每句首字相連為「中華民國孫逸仙救」)隨後羅福星與11志士到台灣,在苗栗設立支部,組織華民會、三點會、父母會等組織,喚起台灣同胞民族意識,推翻日本殖民統治。1913年底,羅福星不幸在淡水被日人所捕,處以絞刑,為國捐軀。〔注三〕

另一位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的台籍志士是霧峰林家林祖密,長期被台灣史學界所忽略。民國建立之初,林祖密即赴廈門,放棄日籍,回復中國籍。1915年參加中華革命黨,籌劃1916年廈門起義未果,並於1917年挺身參與護法運動,191816日孫中山任命林祖密為閩南軍司令。〔注四〕

此外,據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的回憶,日據下的台灣青年非常關注中國革命的進展,當他們歡喜革命成功之余,卻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於是在蔣渭水的倡導之下,推舉翁俊明與杜聰明二人,潛赴北京(均為同盟會會員),計劃在水源地投入霍亂菌毒殺袁世凱。〔注五〕雖然計劃未成,已可看出兩岸相互支援革命的密切關係。

為籌劃革命運動,孫中山本人曾三次來台(190019131918),同時心系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胞。據戴季陶回憶,孫中山念念不忘台灣同胞,關心注意台灣同胞的革命事業。〔注六〕例如蘆洲人李友邦,受到孫中山的鼎力相援,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先追求台灣自日帝統治下獨立,而後求復歸祖國。〔注七〕

北大台灣同學會哀悼孫中山先生逝世輓聯(李靈伽繪,《國民革命與台灣史畫》,台北:正中書局,頁69)。

北大台灣同學會哀悼孫中山先生逝世輓聯(李靈伽繪,《國民革命與台灣史畫》,台北:正中書局,頁69)。

台灣的孫中山──蔣渭水

1920年代的台灣反殖民運動,由武裝抗日進到了政治社會運動的階段,被譽為「台灣孫中山」的蔣渭水(1891-1931)是這個階段運動的領導者。孫中山的思想與主張,不斷衝擊與影響著蔣渭水,蔣曾留下多篇介紹國民黨與孫中山思想的文章。〔注八〕蔣渭水除曾倡導毒殺袁世凱之外,亦曾在學生時期暗中募款,由周桃源帶去廣東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注九〕

蔣渭水領導的抗日運動,師承孫中山路線,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注十〕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改採「聯俄容共」後,蔣渭水也在台灣鼓吹「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台灣民眾黨時期,蔣渭水在相關文件中多次使用「台灣全民」,積極實踐根基於孫中山思想的民族運動。這裡的民族運動,當然是指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中華民族運動。

蔣渭水收藏的《孫中山全集》。

蔣渭水收藏的《孫中山全集》。

「哭望天涯弔偉人」

192412月孫中山抱病入京,後傳出死訊,《台灣民報》立刻發表〈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中國當此內訌外患絕頂之狀,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欲棄我們而長逝嗎?我人說到這裡禁不住淚浪滔滔了!」〔注十一〕當孫中山未死之消息又傳來時,《台灣民報》發表〈孫文沒有死〉:「哈哈!好了!我們為中山先生慶祝!更為中國四萬萬的國民慶祝!」〔注十二〕足見台灣同胞對孫先生之感情。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確定後,台灣民眾莫不哀痛萬分。《台灣民報》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注十三〕同期張我軍的文章提到他聞訊後的激動心情:「孫先生!你那知道這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湧淚痛慟!」〔注十四〕表達對孫先生最忱摯的哀悼。張我軍另做〈孫中山先生弔詞〉:「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注十五〕同時,在北大的台灣同學會為哀悼孫先生之死而做輓聯:「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注十六〕

《台灣民報》所載蔣渭水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

《台灣民報》所載蔣渭水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弔偉人〉。

為哀悼孫先生之逝世,文化協會在台北舉行追悼大會,到會者二千餘人,遭日本當局禁止朗讀悼詞與吊歌,眾人向孫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後散會。〔注十七〕在日本高壓統治之下,台灣民眾仍然年年紀念孫先生的逝世。1927年,蔣渭水主持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會,他沈痛而凜然的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約四、五千位的台灣民眾到場,連屋頂透氣窗也擠滿民眾。〔注十八〕孫先生逝世三、四週年,台灣仍然有紀念活動,只是演講均被日本當局所禁止。〔注十九〕一些商家發行孫中山紀念墨、紀念筆、模型,牆上懸掛的孫先生遺像,也被日人以「台灣人不可崇拜孫中山」為由,下令檢查與沒收。但台灣民眾紀念孫先生的熱切之心,是日人所無法禁止的。〔注二十〕

1925年3月24日台北追悼孫中山大會。

1925年3月24日台北追悼孫中山大會。

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舉行,台灣各地亦派代表參加:黃容(新化)、曾竹友、盧天泉(屏東)、陳利鏗、駱葆芝(台南)、曾博安(台中)、阮寶治(棋山)、周炳章(高雄),〔注廿一〕表達台胞對孫先生永恆的追思。

找尋在歷史與記憶迷霧裡的孫中山

對台灣人而言,日據50年的慘痛歷史,孫中山的人格形象,以及他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是台灣人民勇於反抗殖民,並致力於光復、回歸祖國的精神支柱。19451025日,台北中山堂見證了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的歷史時刻。1949年由雕塑家蒲添生先生創作的孫中山銅像,矗立於台北中山堂前,代表台灣人期待近現代兩岸的歷史苦痛能就此終結。這座孫中山銅像至今屹立不搖,台灣人應該重現孫中山的人格身影與思想精髓,找尋在歷史與記憶迷霧裡的孫中山,這才是在台灣慶祝並紀念辛亥百年的真諦。

矗立在台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張方遠攝)。

矗立在台北中山堂前的孫中山銅像(張方遠攝)。

* 標題借引自:澤生,〈哀悼中山先生〉,《台灣民報》第3卷第11號,1925年4月11日。

〔注一〕蔣子駿,《國民革命與台灣之關係》(1994,台北:文史哲),頁62

〔注二〕同上注,頁67

〔注三〕羅秋昭,〈紀念抗日烈士羅福星殉難95週年〉,《海峽評論》第219期,20093月。

〔注四〕邵銘煌,《探索林祖密:新印象、新風貌》(2009,台北:海峽學術),頁8-26

〔注五〕杜聰明,《回憶錄》(上冊)(2001,台北:龍文),頁63-65

〔注六〕戴季陶(天仇),〈孫中山和台灣〉,見林書揚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2006,台北:海峽學術),頁174

〔注七〕嚴秀峰,〈李友邦先生簡史〉,載於《台灣先鋒》(上卷)(2004,台北:海峽學術),頁1-2

〔注八〕可參閱: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2005,台北:海峽學術)。

〔注九〕王曉波,〈日據下台灣民族運動及其兩條路線──林獻堂與蔣渭水的比較研究〉,載於洪泉湖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2002,台北:東大),頁423

〔注十〕王曉波,〈台灣意識與台灣主體性──論戴國煇的「自我認同」〉,「戴國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文訊雜誌社、國家圖書館主辦,2011416日。

〔注十一〕〈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台灣民報》第3卷第6號,1925221日。

〔注十二〕〈孫文沒有死〉,《台灣民報》第3卷第7號,192531日。

〔注十三〕〈哭望天涯弔偉人──唉!孫先生死矣!〉,《台灣民報》第3卷第10號,192541日。

〔注十四〕張我軍(一郎),〈隨感錄──長使英雄淚滿襟!〉,《台灣民報》第3卷第10號,192541日。

〔注十五〕見:秦孝儀編,《國父孫先生與台灣》(198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294-297

〔注十六〕同上注,頁290

〔注十七〕〈台灣有志開孫先生追悼會〉,《台灣民報》第3卷第11號,1925411日。

〔注十八〕〈孫中山先生二週年的紀念會〉,《台灣民報》第150號,1927327日。

〔注十九〕〈孫文追悼大會:台北民眾兩講座並開〉,《台灣民報》第200號,1928318日。〈孫氏紀念會:民眾開會被阻止〉,《台灣民報》第252號,1929317日。

〔注二十〕〈孫中山紀念墨被押收〉,《台灣民報》第160號,192765日。〈孫總理紀念品要也被檢查〉,《台灣民報》第258號,1929428日。

〔注廿一〕以上名單引自:秦孝儀編,《國父孫先生與台灣》(198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318

(本文原載台灣《祖國文摘》雜誌第5期,2011年6月1日。)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藍博洲在台北演講「尋訪被淹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張方遠攝)

5月6日晚上在台北大稻埕「248農學市集」,聽著名台灣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演講「尋訪被湮沒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其實這個題目我已經在不同地方聽藍博洲講過好幾次了。同行友人問我:你為什麼還想來聽?我說,每次聽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和收穫。

藍博洲在演講中提到了台灣光復初期的「四大才子」:呂赫若、郭琇琮、許強、吳思漢,並且著重談了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故事。這個故事我也聽了很多次。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日據時期畢業於台南二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吳思漢曾以日文將自己在日據末期回到祖國參與抗戰的經歷寫成文章,後來曾任《大公報》記者的台北人李純青(1908-1990)在《人民政協報》上更具體地回憶了吳思漢的故事,再後來又有藍博洲所寫的長文〈尋找祖國三千里:日據末期台灣青年學生的抗日之路〉。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藍博洲的作品《尋找祖國三千里》

再一次聽吳思漢的故事,感受特別複雜。因為今年是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島內非但無紀念之情,甚至還不斷地高喊著「台灣戰敗論」──台灣是二戰戰敗國、不能紀念「中國人」的抗戰勝利、頂多只能稱為「終戰」云云。這些違和且詭異的論調,在宣稱反對教科書「去中國化」、「捍衛台灣人歷史」的今天反而甚囂塵上。

這些人說當年台灣人參加的是日本軍隊,而且包括中國在內的盟軍還轟炸過台灣,因此主張台灣是戰敗的受害者──當代台灣人的史觀竟與日本右翼如此雷同。說好的「愛台灣」呢?日據時代台灣人被蔑稱為「清國奴」,光復70年後的某些台灣人卻搶著當「三腳仔」!(日據時期台灣人罵日本殖民者為四條腿的「臭狗仔」,而斥責替日人效犬馬之勞的台灣人為比狗還不如的「三腳仔」。)

回到吳思漢身上。當年四大才子之一的吳思漢,通過重重難關「曲線」內渡回祖國大陸的重慶,滿腔熱血投入抗戰,日據下的台灣青年心裡很清楚──要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當時美軍與國民黨商議,欲尋一青年以降落傘空降台灣阿里山,與當地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當時的台灣人都知道,阿里山根本沒有什麼抗日游擊隊,事實上是美軍要人去送死。但是,抗日心切的吳思漢自告奮勇,就算幾位在重慶的台灣前輩好言相勸,吳思漢仍執意前行。「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李純青憶起當年臨行前的吳思漢: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後來美軍改變戰略,跳傘計劃作罷,愛國的台灣青年吳思漢沒死在阿里山上,卻在1950年撲倒於國民黨的馬場町刑場。李純青這樣形容「為愛國而犧牲」的吳思漢──「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這句話正是日據時期無數台灣青年的心路寫照。

儘管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吳思漢當年若是躲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活到今天,他肯定無比疑惑:他的愛國、他的抗日、他企圖參與盟軍對日作戰的熱情,怎麼到現在卻變成了是非不分、廉價的「終戰」與「戰敗」了呢?!把這個疑惑與不解放回到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台灣人民歷史之中,換得更多的應該是悲憤吧。

那一年終於回到祖國的吳思漢,站在鴨綠江邊吶喊著:「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吳思漢的激動之情,不能被「愛台灣」當代青年所理解。

那天晚上從農學市集走出來,我一直在想著吳思漢的故事,又想起幾年前一位很優秀的學妹在北京大學交換,我請她在圖書館所翻拍的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原文。我把這篇文章放上博客,遙想我們的前輩,遙想著他們尋找祖國的荊棘之路。台灣人怎麼會跟著日本人一起紀念終戰與戰敗呢?挺直腰桿!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屬於我們的光榮!

(本文另題〈台灣共產黨人的尋找祖國之路〉載於《觀察者網》,2015-05-20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李純青〈無名英雄之碑〉一文原載1985年《人民政協報》,圖片翻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感謝莊景宇小姐拍攝)

文/李純青(1908-1990;台灣台北人,原《大公報》記者,曾任台盟副主席)

如果還活著,他已經年逾花甲。

那是抗戰後期,在山城重慶。

晚霧迷江。天公撒下了防空之網。空襲的緊張季節過去,我真想登上浮圖關,脚踏繁星點點,長長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正是在這悶熱稍斂季節,一些台灣人總要聚會聚會。宋斐如來了,他瞇起眼睛,微笑說話,前額顯出幾線淺淺的皺紋,它告訴你,這是經過風霜的人物。這位台灣人,曾在泰山當過馮玉祥的老師。李萬居來了,眉宇之間充滿豪邁之氣,走起路來,有似風雲陣起。這是一位窮苦出身曾在法國留學的無所畏懼的台灣人。謝南光也來了,矮胖的身材,叼著烟斗,有一對深藏的眸子在眉宇下閃光。他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抗戰初期曾被國民黨當局懷疑爲日本間諜,在廣州被捕下獄。是李萬居以全家生命擔保,把他營救出來的。

我們四個人,在李子壩臨江小樓,叫了幾盤菜,二兩花生,煮酒縱談天下事。

這次話題集中在一點:有一位台灣青年從台灣跑到重慶來,要求參加抗日。在大陸人地生疏,沒有一個親友,他拋棄家庭,跋涉萬里,像虔誠的宗教徒般,投奔重慶朝聖。誰能理解這種意志,這種心情呢!

誰能理解?

也許只有台灣人理解。人類進化經過魚的階段。人在進化過程中還保留著魚的本能。好多種魚,例如海鰻,從大西洋藻海,與狂風惡浪搏鬥,洄游數千海里,游到自己素不相識的父母的故鄉,這位台灣青年,也許就是這種魚的本能的表現吧。

抗戰期間,有不少台灣人活躍在各條抗日戰線上,或參加了國民黨各種派系,或在延安,在新四軍,還有李友邦領導一支台灣義勇隊,轉戰東南天地間。儘管他們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個不可移易的共通信念,那就是,徹底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故土。他們在不同時期,抱著共同的民族仇恨,逃出台灣,在祖國大地印下了愛國者的足跡,灑下了愛國者的熱血。

但是台灣人無盡藏的愛國心,往往受到無盡的懷疑。「無天可籲,無主可依」——這是一首唱不完的流浪者之歌。

這位台灣青年的命運也不例外。

據說國民黨特務機關懷疑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想找個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說他的那條腿短了一些,說台灣人的眼睛應該滾圓,而這個人卻有點像丹鳳眼。說他講的普通話沒有閩南話的音素和慣腔,這是受過特別訓練的。總之,他不像台灣人……。

當時太平洋海戰方酣,美軍反攻已到菲律賓,雷伊泰一戰勝利,聽說下一步準備在台灣登陸。國民黨軍方已與美軍駐華機構接頭停當,要用美軍飛機把這位台灣青年投落台灣,叫他與阿里山的抗日游擊隊聯繫,以配合美軍登陸作戰。

實際上,國民黨也知道,阿里山是沒有抗日游擊隊的。其結果,將是用日本人之刀,殺台灣的抗日分子。

我們十分擔憂這位台灣青年容易受騙,降落台灣會被日本人殺掉,因此决定設法和他見面,告以真實情况。

晚霧迷江,萬家燈火。我見到了這位台灣青年。天哪!他衣衫好幾處窟隆,露出黝黑的肌膚。我細細對他端祥。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從他嘴裡知道,他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不堪縈回祖國之情的熬煎,偷偷逃出台灣,繞道東京,假冒日本人,穿過朝鮮半島,奔在鴨綠江邊呼喚:

「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吧,你的台灣兒子回來了!」

然從,他匆匆把偽滿拋在背後,入關憑弔北平故都黃昏,從北平南下西徂,好幾回險遭殺害。嚴冬泅渡,仲夏爬山,一關比一關難闖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攸力棲滋還鄉記。

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這樣一個取火者,這樣一個愛國青年,為什麽要對他懷疑,並忍心蓄謀把他置於死地?

我要誠懇地把所知所想告訴他。

「你願意跳傘回台灣嗎?」

在我問這個問題時,他感到非常奇怪,為抗日而來,為什麽不可以為抗日而去。為抗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簡單答覆斷然拒絕了我的意見。他就要去接受訓練了,正高興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賓槍,一套日本軍官制服。

對這顆赤子之心,我肅然起敬,無法再多說話。臨別我問:

「您貴姓?」

「我叫吳思漢。」他斯文地笑了一笑。

吳思漢,吾思漢,好一個名字,「壯士,祝你成功!」

又是早霧漫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宋斐如、李萬居、黃朝琴、游彌堅等幾十位台灣人,搭乘美國飛機和接收台灣前進指揮所第一批官員一同,於傍晚到達松山機場。作為新聞記者,我也跟他們在一起。

上帝給予我一個極為殘酷的安排,就在到達台北那天凌晨,我父親在大稻埕家中逝世。陰路淒淒,深不可測,十幾小時的距離,沒有人能夠追回他。我跑進家門,只見父親遺體陳臥床上,一襲白巾蒙面。

很多台灣人回家,見不到父母親人,離開故園時流著線線眼淚,勝利還鄉時又是流著線線眼淚。

吳思漢呢?

由於美軍沒有在台灣登陸,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他幸運地活了下來。

台灣光復後,吳思漢去台北當記者,不久忽然來到上海,不知什麽時候又遄返台灣。他往返於台灣海峽之間。每次到上海都來看我,我與他成了忘年之交。

幾年後,記得是一九五○年歲暮,我閱讀台灣報紙,忽然有幾行短短消息躍入眼簾:共匪吳思漢於某日被捕,昨晨在某刑場執行槍決。

我不能相信這條消息,但又不能不相信這條消息。吳思漢之死強烈震動了我的靈魂。誰去收屍呢?我恍惚聽見一群烏鴉在灰黯的天空啼叫。幾十年來,我經常夢見吳思漢出現在面前,他還是那麽年輕,那麼充滿自信。

當年在大陸抗日的台灣人多數已經凋謝,宋斐如在二.二八事變時被裝進麻袋,投入淡水河;李友邦以通匪罪名被殺害;李萬居辦報為台灣人說話,窮困潦倒致死……這些台灣人,未死於抗日疆場,而死於國民黨的疑忌。

吳思漢的抗日行狀,鮮為人知曉,只要我的筆尚在,必須為他勾沉。但願有一天,能在他埋骨之地,栽一環青青的松柏,樹一塊巍巍的石碑。

(原載《人民政協報》,後轉載《台聲》雜誌1985年第5期)

義勇軍進行曲見證兩岸歷史連結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義勇軍進行曲》作詞者田漢(右)、作曲者聶耳(左)。(網路圖片)

2月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刊載〈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作者何明國先生提及:「這首歌雄壯而豪邁,而且節奏鮮明,很有氣吞山河的革命氣概,抗戰期間傳唱大江南北」,肯定了《義勇軍進行曲》對抗戰時期中國人的精神鼓舞。事實上,《義勇軍進行曲》當時也傳唱到台灣,是一代台灣青年重要的歷史記憶。

日據之下的台灣青年體會到「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此前後約有5萬青年「曲線」內渡回大陸延安、重慶,參加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運動。1945年台灣光復之後,島內興起「學國語」熱潮,而《義勇軍進行曲》就是當時台灣青年學習國語的重要媒介。對當時台灣青年來說,《義勇軍進行曲》不只簡單易學,更重要的是這首歌貼切反映了台灣人對於甫脫離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直接感受。

抗戰末期在大陸從事地下抗日運動的台灣人蕭道應,其公子蕭開平先生2009年曾撰〈屏東佳冬蕭家抗日史蹟〉,文章提及:「(蕭道應)原本就有濃厚的祖國意識,聽說有這麼一個學習祖國語言的機會,便欣然前往報名。黃素貞(蕭道應夫人,當時是漢語教師)教學,生動活潑,除一般授課,還教唱當時中國的抗戰愛國歌曲,如著名的《義勇軍進行曲》,深受學生歡迎。幾位受教學生,不時高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緒,一天天高漲,也因此萌發了回到祖國參加抗戰的念頭。」

光復初期《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同時也體現在當時人民所自發的運動。根據作家藍博洲先生的調查與訪談,二二八事件時是大三學生的士林人黃幸指出:「(光復初期)我們不會講普通話,就開始ㄅㄆㄇㄈ拼命的學,到處去街頭做報告,規勸台灣人要有水準,不要隨地吐痰,文明一點,要有禮貌,不要開口就粗話。然後到小學教唱國民黨黨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1940 年代大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與「反迫害」浪潮傳到台灣,1946年基隆中學師生為了「反對貪官汙吏」、「爭取自由」,而以「紀念五四運動」為名,舉辦一場示威遊行。根據當時參加的學生陳德潛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歌曲。

1946年7月,為抗議發生在日本的「澀谷事件」,台灣學生在該年年底決定發起示威遊行。據當時被稱為「學運三巨頭」之一的陳炳基回憶,遊行隊伍高唱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1946 年12月,北京爆發「沈崇案」。1947年1月,台灣學生組織聲援沈崇的示威遊行,當時參加示威的學生領袖吳克泰與陳炳基回憶,《義勇軍進行曲》歌聲迴盪在隊伍之中。

兩岸之間現在需要更多的歷史連結,而非對立。《義勇軍進行曲》見證了兩岸之間共同抗日、追求進步價值的歷史記憶,也象徵了在近代中國歷史視野之下兩岸的分合。《義勇軍進行曲》在台灣的流傳與禁斷,是刻意被湮沒的另一半台灣史;與台灣問題一樣,也是歷史與霸權外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日前兩岸對於抗戰史的認知又起波瀾,而今年是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義勇軍進行曲》不只是大陸國歌,它所蘊藏兩岸歷史脈絡,恰可做為兩岸透過歷史進行對話的橋樑。

(本文原載《旺報》,2015年2月10日;見報文題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題原文。)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天下沒有白喝的美國奶

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頁12-25(張方遠攝)

本文原載《夏潮論壇》1984年6月號,頁12-25(張方遠攝)

美利堅:超級的帝國

做為一個帝國,美利堅共和國,在一次大戰中和二次大戰後,有急速的擴張和發展。
她遠遠地壓倒了歐洲,成為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雄長。美國一國的總消費量,等
於全世界其他各國總消費量的總和。美國一國所使用的銅、鐵重要稀有金屬、石油和
能源,遠遠超過任何一個或十數個民族和國家所使用的總和,她的陸海空軍基地遍佈
全世界,和40多個國家訂立軍事同盟條約,只有另一個霸權蘇聯可以匹敵。她的投資
遍佈全世界,不論在西歐,在第三世界,星條旗總會在地球的某一個地方上的基地和
企業大樓上,迎見不沒的太陽。她的大學吸引來自全球的知識份子,世界上不論富國
貧國,都有受過美國大學、研究所、研究機構訓練的知識份子,位居政、經、學、商
和軍界要津。美國製的武器、彈藥、制服、軍事編制,作為美國對各該國的軍事控制
和影響力的明顯象徵,遍佈全球。美國的政治貸款,經濟壓力、國際特工,控制著好
幾個民族和國家。

精巧的新式殖民主義

以美國為母國的國際性企業,壟斷和支配著全世界的資源、市場、政治和外交、軍事
。美國的「工業、軍事」複合體對世界上反對美國經濟、外交利益的國家,施行殘酷
的鎮壓。美國的國務院、五角大廈、跨國企業、新聞處、中央情報局、軍事顧問團和
學術基金會,所執行的環球策略,基本上與舊式殖民主義政策性格相同,但範圍極大
、內容極精巧,即所謂的新式殖民主義。美國的新聞社、電影、電視、全球性企業公
告和遍佈各國的美國新聞處,對全世界進行思想和文化的美國化工作,製造對美國和
世界體系的優美形象,相對地消滅、破壞其他各民族悠久、優美、深厚的傳統文化⋯⋯
。代替了過去的「白人的負擔」論、「文明的使命」論等,今日美國以「大國的責任
」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向全世界進行不知饜足的政治上、軍事上、文
化上、經濟上之擴張。以無數原料國的貧窮、文盲、疾病、政治不安和內戰為價,美
國支配全球各地的資源,以維持美國的「富強」;美國也以顛覆、暗殺、鎮壓為手段
,支持許多第三世界的軍事獨裁政權,以維護美國的外交、經濟的利益。美國不惜支
持她的傀儡政權,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血腥的
鎮壓,來保障在各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

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遠、廣泛地影響著世界上每一個
人民、民族和國家。在有些國家中,美國的政治、外交、軍事政策簡直和自己的近現
代史分不開。而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繼續閱讀

誰是台灣學生負笈大陸的絆腳石?

台灣學生想要到大陸就學,在台灣唯一的正式報名點是夏潮聯合會。自1999年以來,夏潮聯合會接受楊振寧博士倡議、「京港學術交流中心」(1985年在香港立案)委託,免費代收台灣考區的報名文件,義務提供諮詢,既非中介亦非代辦,至今已服務超過8,000位考生。最近,夏潮聯合會(法定負責人陳福裕)卻被台灣檢調單位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23條起訴。

這個事件讓我想起台灣史上的一些往事。

1946年台灣光復後一年,台灣省教育處為了促進兩岸青年的人才往來,決定選派100名公費生赴大陸求學。據報導,當時超過500餘名的台灣學生報考。首批獲選學生,必須先經三個月密集的受訓,才分發到大陸各所名校就讀。這批學生出發前,聯合在《新生報》發表了一篇《臨別告同胞書》,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我們負著這個重大的使命快離開我們所愛的台灣向內地去求學,為了養成更大的力量來建設新台灣,暫別我們全身愛著的故鄉,當此臨別的時候,禁不住有些說不出來的感想,有濃厚的惜別心。尚且想到在這一個正急需建設的時候,離開本省似乎太無責任,但我們是為求更大的建設力量而求學去的,我們有熱誠,更大的任務等著我們!

1946年台灣首批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聯合在《新生報》發表《臨別告同胞書》

1946年台灣首批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聯合在《新生報》發表《臨別告同胞書》

這批為了建設故鄉台灣的本省青年,懷抱著學習的熱忱內渡大陸求學。後來國共內戰爆發,1949年兩岸分裂,導致許多台籍公費生無法回到台灣,從而他們建設故鄉的心願只能落空。但他們將對於故鄉台灣的眷戀,轉化為動力,投入中國的革命事業與科研工作,其中許多人也親歷了新中國的成立。(這段歷史,可以參閱鄭堅、陳弘主編的《見證台灣光復‧中華振興:紀念台灣省公費(派)生升學內地大學65週年》一書。)

此後,兩岸之間的教育交流完全中斷。取而代之的,是上個世紀60、70年代流行至今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西天取經之路的終點站是歐美國家,多少台灣青年前仆後繼只為一圓洋墨水夢。但喝了可樂之後,很少人可以再回頭喝白開水。 繼續閱讀

這種「國家暴力」台灣人也會「我不服」嗎?

蔣介石與「白團」成員合影。蔣介石為了反共,對岡村寧次等應列為甲級戰犯的侵略者「不予追究」,這些戰犯遂來台組織分化兩岸的白團。(網路圖片)

蔣介石與「白團」成員合影。蔣介石為了反共,對岡村寧次等應列為甲級戰犯的侵略者「不予追究」,這些戰犯遂來台組織分化兩岸的白團。(網路圖片)

最近去了一趟韓國參加會議,其中一天晚餐與同行的日本友人談論了關於教科書的議題。他說他的女兒正在讀小學,但教科書卻隻字未提日本曾經發動的侵略戰爭,他對此感到相當的憂心。一同參加會議的韓國朋友,則是相當關心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竄改歷史教科書、扭曲歷史的種種行徑,其中對於日本政府與右翼政客在慰安婦等戰爭罪行缺乏反省與道歉更是相當氣憤。

事實上,包括台灣與韓國在內,東亞幾個地區共享著類似的歷史經驗,理應對於歷史有相近的態度,正如日本立命館法學部名譽教授徐勝所說的:「『親日』已經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問題,現在的親日勢力已經形成了由日本所主導、對整個東亞的支配體制,等同於戰後的反共體制,造成民族內部對立。」

最近種種的議題都被龐大的政治動員力量收編進「反服貿」與「反核四」兩大主題裡,而在相關的政治運動中,諸如傅斯年、四六事件、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歷史人物與詞彙頻繁出現,但歷史的意義與脈絡都被抽離,空洞的歷史成為反中反共極富號召力、卻又極其蒼白的工具。

反服貿運動前後,發生了幾件攸關歷史正義的事情,最終卻淪為社會上的「插曲」,不被關心。第一件事是今年3月台南新化發現了三千多具白骨,民間學者葉沂日前在《中國時報》撰文推斷這批枯骨就是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抗日英魂。諷刺的是,八田與一仍是青年心目中台灣現代化的「功臣」,《KANO》大賣,社會上沉浸在日據時期的「美好年代」,伴隨而來的卻是包裝在反服貿之下的反中高潮。當年為了抵抗異族犧牲於殖民者殺戮的先烈,反而被高喊「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當代台灣視如敝屣。

第二件「插曲」是反服貿運動從立院「出關播種」後沒多久,台聯立委賴振昌反對高中歷史課綱在慰安婦的論述加上「被迫」兩字,他稱:「教育部有什麼證據證明慰安婦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慰安婦就是慰安婦,不需要加上『被迫』」。日帝的慰安婦制度早就被認定為戰爭罪行,聯合國在1995年將慰安婦定位為「軍事性奴隸」的被害者。東亞其他地區至今仍不斷向日本政府表達高度譴責,而台灣的立委卻站到了日本右翼政客的身旁,其言論與日本維新會黨魁橋下徹「慰安婦必要論」竟如此雷同。這番踐踏台灣人民尊嚴、替日本侵略擦脂抹粉的駭人言論,在台灣卻被無感以待,堪稱「台灣之光」。

無獨有偶,「白團」後代成立的「白團顯彰會」,4月底來台「還原歷史真相」,稱白團「值得紀念」。白團是1949年之後蔣介石在台灣打造「反共堡壘」的背後影武者,而主導白團成立的人即抗戰末期日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曾在華北地區推行燒光、殺光、掠光的「三光作戰」)。蔣介石為了反共,對岡村寧次等應列為甲級戰犯的侵略者「不予追究」,這些戰犯遂來台組織分化兩岸的白團。

台灣繫獄最久的左翼政治犯林書揚先生曾稱白團在台灣是「極端怪異」的存在,他如此評價白團與蔣介石的關係:「把階級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民族共同利益之上」,「那是憎念和恐懼混雜的精神症狀的時代」,「一種錯亂或倒錯的傷疼」。簡言之,白團是以日本戰犯為主體、在台擘劃兩岸壁壘的劊子手。這段歷史不但未得到應有的清理,國史館甚至在2010年推出白團團長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鴻亮)的紀錄片,讚揚他「誓與台灣共存亡」,並稱頌白團「有助於台灣軍事的現代化」。如今在兩岸和平發展的階段,白團後代竟大言不慚來台灣「討拍拍」,足證蘊含在歷史之內的是非曲直等價值在台灣早已顛倒錯置。

過去日本殖民者的鐵蹄不只在台灣強行經濟與資源的掠奪剝削,同時也推行民族差別待遇與思想禁錮,當然,對台灣人民身體性命的虐殺更是不在話下。令人驚訝與費解的是,由反服貿運動而激化的反中情緒,把同一民族的中國大陸視為寇讎,卻對當年異民族的「國家暴力」毫無批判,甚至搖身一變成為緬懷的對象。面對歷史正義遭到如此侮辱,台灣人是不是也該「我不服」?看在同遭日帝荼毒的亞洲各國人眼中,這是「厚道,以德報怨」,還是「數典忘祖,自我作踐」?

(本文另題〈嘉農.白團.賴振昌〉,原載《中國時報》,2014-05-11;文見報略有刪修,以上刊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