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觀後

尋找香港「市民」:「兩百萬人」反修例的虛與實

文/張方遠

一則影片在網路上流傳,香港市民梁先生8月9日自北京返抵香港機場,遭遇到激進示威者的包圍襲擊。當他脫困後,向現場傳媒陳述親身經歷,並表達對香港這場反修例運動正當性的質疑時,一位顯然站在示威者立場的記者以「我們有兩百萬人」試圖駁斥梁先生的觀點,而他以堅定的語氣如此回應:「兩百萬人?(佔)七百萬人中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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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鐵板一塊」?

這段極具反思性的對話影片,完全沒有出現在一面倒報導警方「鎮壓」的香港和台灣主流媒體。然而,當香港這場動亂持續延燒、衝突不斷升級,部分學生團體和社群網站合作喊出「攬炒」(即「玉石俱焚」),「核彈都不割席」的主張出爐後,據8月16日香港《明報》公布的民調顯示(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做),同意抗議活動一定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的受訪者為71.6%,但相較6月中旬的調查大跌11%。這說明香港社會的負面能量與激進想法正在快速積累,整場運動的臨界點是否已經翻過去,尚難驟下定論。

正是在這樣高度對立的狀態下,更有必要追究反對派所謂的「兩百萬人」論。此「兩百萬人」論是6月16日大遊行當天,主辦單位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公布的數字。如同台灣的遊行或選舉場子,「誇大」參與人數是常態,藉此強化自身行動的正當性,無論是警方或學者團隊做出的估計,6月16日遊行人數約在20-40萬左右,並不如主辦單位所宣稱的「兩百萬人」。此後反對派各種已然突破「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示威行動,都把「兩百萬人」抬出來做為理據,合理化所有激進與暴力行為。

首先,必須要追問的是,經過兩個月的衝突和動盪,反對派口中的「兩百萬人」難道一成不變?當時走上街頭的民眾,完全沒有人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一絲一毫的想法?8月5日反對派發起的「罷工」行動,在地鐵、道路、隧道發起阻擋,讓一般市民「被罷工」,影響了大部分基層民眾「討生活」的基本權益,民意顯然正在發生微妙改變;期間被部分傳媒選擇性忽略的「黑衣恐怖」,再加上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毆打大陸記者、大規模「阻你飛」的行動,反對派內部支持者是否仍為「鐵板一塊」應受到質疑。

遊行訴求一變再變

其次,也必須進一步追問,參與「反修例」示威的市民,所有人的目標與主張難道完全一致?在7月1日香港立法會被攻佔前,幾場人數屢破香港回歸以來紀錄的遊行,主要是以「反修例」(或者是被刻意渲染的「反送中」)為訴求。此後行動形式轉為「遍地開花」,訴求主張更是一變再變,有的要求港府完全「撤回」修例,有的提出「五大訴求」(但五大訴求的內涵也前後不一,例如以「真雙普選」取代「林鄭下台」,最新增加的則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有甚者喊出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近乎推翻特區政府的「革命」式口號。

也就是說,反對派所謂「兩百萬人」,各路人馬主張訴求並不一致,也正在分化之中,示威者群體既有和平也有暴力的;既有僅要求港府撤回修例,也有要求究責警隊,還有高舉美國和英國國旗的「帶路黨」,更有不斷升級攻擊性武器的暴徒。在每場遊行示威的直播影片中,和平示威者其實佔了大多數,他們僅是對於《逃犯條例》感到恐懼、對於港府應對方式感到不滿;但每當入夜、和平示威散場後,身穿黑衣、手持各種利器的激進示威者就登場,不只攻擊挑釁警方,也對「不同路」的市民群眾施以暴力。示威者的光譜、組成、想法、主張既多元又複雜,反對派和西方、台灣動不動就拿出所謂的「兩百萬人」論,就算不是假話、空話,也應該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再者,隱藏在「兩百萬人」數字背後,反對派的政治企圖應該受到檢視。在許多親「黃」的媒體報導之中,暴徒或者激進示威者被穿上了普通「市民」的外衣,傳播到香港之外的消息,就成為中共、港府「鎮壓所有市民」的假象。除此之外,泛民派政客為了接下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利益,甚至是「奪權」的考量,加上其他示威者希望施壓港府,爭取「真普選」的主觀願望,至今堅決「不割席」的做法,等於是一種政治上的綁架,壟斷了「市民」的話語權,更是在掩護激進派和「土獨」(本土/港獨)派的暴行。

誰在剝奪香港年輕人的未來

如同筆者在〈香港的黑霧,正在吞噬人心〉一文所分析的,香港這場運動在目標和訴求不斷被掏空弱化的情況下,「不割席」只會讓運動被激進示威者主導、把持,從而寄生在警方的鎮壓之下,以各種惡行讓警民衝突升級,寄希望於「流血」,才能讓已經空洞化的運動持續注入同情和支持的能量。

但這個態勢是相當悲哀的。示威者等於是把運動自我帶向了死亡,不只針對港府警隊,更是去攻擊基層社會,讓市民對立起來,甚至瀰漫著「非我族類」法西斯味道,在「民主自由」的偽裝下,把意見相左者「清洗」出去,由示威者定義誰才是「香港人」。與此同時,又把自身完全附庸在西方勢力介入的想像之下,就像黎智英對示威者的洗腦:「香港正在為美國而戰」、「抗爭有美國撐腰」,他還在《蘋果日報》撰文向美國喊話:「你們有義務支持我們」、「你們義不容辭」云云,港人和香港社會的主體性早已蕩然無存。因此,究竟是誰在剝奪香港年輕人的未來?誰在竊奪香港人的自主性?答案應該不證自明。

香港回歸已經22年,「中國香港」既是現實也是事實,在當前的國際格局下,西方勢力想要「亂港」,以此做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但想要奪取香港的主權或治權,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川普在香港問題上的反反覆覆,一下稱香港示威是「暴動」(riots),一下肯定習近平表現得非常負責任、「不認為中方有所阻止」,一下又說要安排和習近平通話、「不想看到暴力鎮壓」,美國把香港當談判籌碼,香港反對派卻把前途和命運寄託在美國身上,豈不是緣木求魚?

清理英帝國遺留的積弊

香港社會要尋求降溫、恢復理性,甚至以此機會做為社會變革的契機,讓港英時期遺留至今的種種政治社會積弊,在「去殖民化」的腳步下得到批判和清理,其第一步就是要回到「回歸」這個最大的前提,從而摸索探求現實可行的改革方案。因此,不支持這場運動的市民,不能再沉默下去,沉默無疑就是放任香港沉淪,要有所自覺與覺醒,不該讓「市民」的話語權、主體性、自主性與能動性全部被反對派綁架。而希望香港越來越好的和平示威者,也必須慎重思考「割席」的問題了,「攬炒」只會讓運動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最終走向悲劇。這才是守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之道。

2019.08.17

(本文原載《海峽評論》345期,2019年9月號

香港的黑霧,正在吞噬人心

文/張方遠

前些天中午吃過飯後,一個平時參與的兩岸微信群組訊息突然爆增,點進去一看,兩岸的朋友為了香港的事情吵了起來。按理說,我應該要回點訊息、說幾句想法,但我看著不斷洗上去的訊息,這段期間一直在壓抑的焦躁與無力一股腦的湧上來,幾乎快把我吞噬了。最後,我什麼文字都沒回在那個群組,我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尤其是台灣這一邊,打從香港反修例的第一天起,早已預設了所有的框架和立場。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這段時間以來,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正常吃飯,該幹嘛幹嘛,但我一直清楚地感受到香港的黑霧不斷襲來。我說的「香港的黑霧」,借引自我最喜愛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的作品《日本的黑霧》,很多人喜歡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及其改編成的電影、電視劇,卻很少人談論《日本的黑霧》。這本由中短篇推理集結而成的小說集,松本清張想呈現的是美國佔領期間,帝國主義對日本社會與人民做的種種惡行,他稱之為「日本的黑霧」。今天香港一樣有著厚厚的黑霧,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這種壓迫感,來自於香港、台灣和西方的「政治正確」,只要不是站在港府對立面的人和想法,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利刃)之下,一律都要被「專政」、被討伐。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普世價值」,宣稱包容多元,事實上仍然在認定「異端」、追殺「異教徒」,在「民主自由」的唯一真理面前,容不下相左的意見。我不太清楚身處的這個社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偏執,至少這種壓迫感和無力感,在五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出現過一次,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重新召喚回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甚至更為強烈。

台灣人一直很關心香港,或許出於一種想像的自我投射,還有歷史和地緣上的親近感。但那種感覺是很錯亂的,抽離掉香港的光鮮亮麗和吃喝玩樂,我接觸到朋友其實很多人不喜歡香港,但一旦講到政治議題,卻又突然和香港結為「南方聯盟」。

而我對香港的情感頗為複雜。我吃過香港人的虧,但還是熱愛香港,愛的不只是周星馳和港式點心,而是我有家人在回歸之前就定居在香港,我的家人在那裡,那裡就有家的歸屬。後來讀到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再讀到香港社會性質分析,更體會台灣與香港有著相當緊密的歷史命運連帶,出於中國近代史、出於帝國主義、出於殖民,當然還出於內戰和冷戰。

其實台灣人知道香港的排外性格,台灣人都知道香港人對於講國語(普通話)的遊客並不友善,但往往會追加一句:當他知道我們從台灣來的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對此沾沾自喜,卻從沒反省過這種心態其實是很畸形的,用口音辨人,充滿了種族主義式的歧視與偏見。香港人也不見得那麼喜歡台灣人,只是在反共反中意識形態面前的一種「惺惺相惜」。

怪異的是,台灣社會這幾年標榜的進步價值,在這次香港的動亂中完全破功,或者說,原形畢露。就像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的事件,兩位大陸人士被黑衣示威者暴打,被用束帶綑綁,被翻包檢查,很多台灣朋友竟然說「誰叫付國豪(那位《環球時報》記者)先挑釁」,意思就是說他「活該」。然而,台灣不是反對「檢討被害人」的邏輯嗎?先不講事實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人家「挑釁」,就應該 被暴力以對?如果是這樣,每周每日每夜在香港街頭出現的暴力示威,同樣也是一種嚴重或刻意的挑釁,為什麼又受到港台的同情呢?

也有人說,我們知道一些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不對的,但應該「換位思考」,不需要指責年輕的示威者。但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換位」,要從什麼位換到什麼位?我們去指出用暴力回應暴力是不對的,這並不等於我們在替警察講話、辯護,而是要說既然眾人反對警力過度的「鎮壓」,那麼也應該要反對暴徒種種的惡行。

老實說,無論是香港、台灣或西方的主流傳媒,看到的都是香港警察這樣那樣的「暴力鎮壓」,所以大部分形成了香港已淪為「人間煉獄」的片面刻板印象。警方的作為,當然可以檢討、也應該檢討。但是另外一方面,激進示威者,或根本已經可以稱之為暴徒的群體,沒日沒夜的將暴力升級,圍毆警察、丟汽油彈、出過弓箭彈弓等等武器,甚至對於「不同路」的市民、路人施以暴力、砸車、審查,要求路人和記者刪除照片。一切看得到、想得到的暴力行為,同樣出現在黑衣人身上。

既然無法接受白衣人的暴力,怎麼又能對黑衣人的暴力視而不見呢?

最近在社群網站上,看到不少台灣朋友在轉貼黑衣示威者的照片,盛讚他們為「義士」,讚揚他們的勇敢。但看在我的眼裡,卻是感到冷血式的毛骨悚然。這些「讚揚」其實是在對這些香港充滿熱血和理想的年輕人釋放嚴重的錯誤訊號,告訴他們警察不會動手、不會有法律刑責,告訴他們不計代價地往前衝就對了。

我們當然不需要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以家父長式的心態去禁扼他們的想法與作法,但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一起找出認識上的誤區,應該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們會受到傷害、會變成砲灰,仍然在旁邊煽風點火、火上加油。

這裡就有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這些衝在第一線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議」,還是要「革命」?他們的訴求一直在變,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訴求」,一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說明了示威者群體互相綁架,不肯與激進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狀態。就看最為激進的群體好了,衝進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塗黑國徽區徽,甚至把國旗丟進海裡,毆打代表執法者的警察,高舉英國美國國旗,寫著「川普快來解放香港」的標語等等,難道不是已經具備「革命」的意義了嗎?

說到革命者,我還真的親身認識接觸過幾位「革命者」。他們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1950年代前後參加中共地下黨,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與肅清。但他們離開囹圄的桎梏之後,態度與信念仍然堅強,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前輩帶著蒼老的病體,走在台灣社會運動的街頭上,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反對不公不義。以我接觸比較多的陳明忠前輩來說,他甚至還出了一本回憶錄取名為《無悔》,我從來沒看過他們「目屎流目屎滴」(閩南語)的去「控訴」國民黨如何對他們不公不義、如何「暴力鎮壓」他們。還有已經過世的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他也曾經受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講中以極其堅定的神情與語氣,如此鼓勵著聽眾說:「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而這些老前輩教給我的,不只是他們參與革命的精神與理想,還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這場分不清是革命還是示威的運動裡,很多人提出來說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場上,追求進步的價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應該仇警」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搬上檯面。但是,一個學習過科學社會主義,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翼」或「革命者」,都應該明白一個前提:在決定任何的行動綱領之前,第一步要先認清現實的形勢。中共革命期間在一定的周期內所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很好的證明。但香港的運動,則是在一個真空或平行的狀態裡,對於現實的前提和形勢完全避而不談,不管國家機器的本質、只談「兩制」不要「一國」,就必然把運動帶進死胡同裡。所以,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出在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貧富差距大、年輕人沒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但示威者不是去針對政府、去針對大財團資本家,而是去衝撞同樣在基層討生活(搵食)的市民,還能稱得上是苦民所苦的「進步」運動嗎?

這個惡性漩渦,其實殺死了所有可能推進香港社會變革的機會和空間,讓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願割席的市民們,完全被別有用心的激進暴徒綁架、被他們帶著走。目標和訴求越來越被掏空,所以他們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鎮壓之下,換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維持這場空洞運動的能量。所以,誰在召喚暴力、誰在召喚鎮壓、誰在召喚流血、誰在召喚衝突,這些問題都應該被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人冷靜思考。

香港的問題當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設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兇」,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緒勒索,讓台灣、香港和西方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相濡以沫。這個世界習以為常地視「民主陣營」之外的世界是「沒有陽光的地方」,但真正摀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這組緊箍咒,想像出了一個不曾存在的香港,整個世界或說整個「民主陣營」其實都在抱團取暖。香港到底怎麼了?如果只看回歸之後,只對「一國兩制」充滿仇恨和敵意,真的有助於香港打開心中的結嗎?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說,香港回歸之前經常可見英軍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回歸之後解放軍反而「躲」得不見蹤影。光是這個對比,我們就不能輕易地否認香港回歸的正面意義。如果你說這只是個人之見,我真心推薦大家讀一位已故英國女士杜葉錫恩(Elsie Tu)寫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看完之後勢必就會理解那些在香港舉著英國旗到底有多麼荒謬。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預測香港示威運動日後的幾種可能。這些解讀當然需要,但我更想說的,還是來自於我的親身經驗。我有個弟弟從小在香港成長就學,即將要踏入大學校園了,反修例運動剛起之時,他同樣氣憤,甚至希望到現場去關心他那些已然「行動」的同學朋友們;但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衝擊與衝撞,他的想法慢慢改變了。過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瑣碎點滴,但最近他主動和我在Whats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據,將錯事合理化,放大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所做的錯事,再蓋過自己做的錯事」。這些出自一個十幾歲年輕人的反思與心內話,他卻沒有辦法在宣稱「捍衛/追求自由」的香港社會公開講出,甚至沒有辦法出現在同學朋友的對話裡,因為「大家都不敢說出來,畢竟一表態就會被圍攻」。我能感受到他的無力和挫折,因為我在台灣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們兄弟倆每晚的對話,成為了彼此互相的慰藉和依靠,不至於讓我們各自過度沮喪壓抑。這難道不悲哀嗎?但我相信我們兄弟的狀態和經驗,無論在台灣或香港,都絕非孤例。此前我在《亞洲週刊》寫過一篇文章〈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觀點至今變化不大,港台兩地的「單向度社會」,使得內部矛盾被引導為敵我矛盾,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正視,就沒有對話溝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運動停歇了,還會有下一個示威衝撞運動出現,香港的黑霧永遠不可能散去。

最後,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搬出身分並不是一個好的作法。但我還是想說,做為一個台灣人,我絕不脫口說出「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這句話,不管其他台灣人怎麼想或怎麼做,但這是我對我所摯愛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盡到的棉薄之力。

2019.08.15

(本文原載「方遠北杯講看麥」Facebook專頁

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

文/張方遠

香港的情勢令人惴惴不安,在台灣看更是如此。二零一四年太陽花運動的陰影非但沒有消去,反而在國際情勢變遷的催化下,以更為猛烈的形式在香港「擴大再生產」。而真正令人憂心的,是港台兩地高度「單向度社會」看待香港示威的視角,既無助於香港的穩定,更助長「黑衣霸權」的形成,使得香港社會陷入更為撕裂的局面。

(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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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代表人物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一九六零年代提出「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之說,指在現代發達工業社會之中,人們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到社會壓抑,失去了對於既存體制的批判和反省態度。

弔詭之處在於,無論是當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還是香港正在發生的示威抗爭,參與者以批判的姿態揭竿而起,甚至喊出「革命」的口號,然而卻是在港台原有的冷戰意識形態這一「政治正確」之下,鞏固深化了原本的「單向度」狀態,恰恰是對於成形中的新世界秩序的一種反撲。這一點從傳媒的報道,以及港台示威者「惺惺相惜」的口吻,就看得相當清楚。

港人起先組織反對《逃犯條例》示威遊行,上街人數創新高,以和平的方式表達焦慮和不滿,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足夠的底氣和動能,進一步促成港府治理能力的完善,甚至是香港社會的有效變革。在林鄭道歉並宣布修例「壽終正寢」後,示威者的主張與輿論迅速被導向「五大訴求」,近期更是直接聲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在運動遍地開花的情形下,激進的黑衣暴力被「市民」的身分外衣所掩護,衝突不斷升級,警民對立也越來越嚴重。

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暴力事件就是一個轉折點,香港彷彿一夕倒退到叢林時代的以暴制暴。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應該受到譴責與批評,白衣人士的行徑,當然不應該得到任何開脫藉口。但是,如果對於白衣暴力的批評,僅僅只是為了合理化黑衣人的暴力,這就是一種雙重標準、顛倒是非的理盲。

這一段時間以來,最為令人不解的是,明明同樣是使用暴力,挑釁在先的人卻不斷發起一波又一波的示威,不准別人說他們是暴徒,不准別人說他們使用了暴力,一些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跳出來美化為「手無寸鐵」、「無任何衝擊行為」

問題在於,暴力的界定不該被政治立場所綁架。不能說和自己意識形態相同的就是「義行」,以民主之名的就是「義行」,揮舞英美國旗和港獨旗的就是「義行」,挑戰國家政權的就是「義行」,而與之相反的才是「暴力」。

此前黑衣人以暴力形式攻入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噴黑國名與區徽;在衝擊中聯辦時,將國徽作為攻擊標的,還在外牆上塗寫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辱罵字眼。一些被黑衣人認定「有問題」的路人、司機同樣遭到暴力攻擊,還發生了圍毆警察、圍堵老人等情形,更別說全副武裝的黑衣人所準備的磚頭、削尖傘架、鐵枝棍棒、弓箭、彈弓,以及四處縱火等等,具有相當的針對性與攻擊性。

當這些黑衣人被港台社會無差別視為「市民」,當穿著黃背心的記者把鏡頭僅僅對準警方,當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公然講出「有時候暴力或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得到掌聲,當教育工作者在網上詛咒警察的小孩……正是這樣不問是非、全然從意識形態出發的價值判斷,遮蔽了香港任何一切可能溝通對話、解決問題的空間,從而讓社會越來越撕裂、彼此越來越失去信任,從而令兩極的暴力不斷升級。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件話至今歷久不衰,但「今日台灣、明日香港」或許更貼近事實。當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還歷歷在目,幾乎所有的討論都是從意識形態的立場出發,反對程序黑箱迅速轉化為反共抗中,把反對者全部打為非我族類,在「覺青專政」下,沒有人敢表達不同意見。運動中也公然打出「支那賤畜」這種右翼法西斯的口號,刻意挑動社會的排外情緒;立法院外牆也噴上了「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卻又要從屬於國家機器的警察只能乖乖扮演人民保母的角色。

這一切在民主與反中的大旗下得到了默許、肯定、讚揚,當時帶頭的「領袖」們不僅沒有付出代價,還因此堂而皇之走進傳統藍綠政治殿堂,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分子。如果拉下國民黨只是為了民進黨上台鋪路,這場令社會大傷元氣的運動不只沒有讓社會往進步的方向踏出腳步,反而是為既有的政治體制和格局增磚添瓦。

與此同時,社會縱容出了「覺青霸權」,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取代是非黑白做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今天台灣社會的兩極撕裂、世代對立,以及被覺青視為「亡國元兇」、不可理喻的「韓粉」,其實正是被他們親手製造出來的必然結果。

台灣支持實乃虛情假意

香港示威不斷延燒,台灣民進黨政府屢次表明支持香港爭取民主人權,事實上體現了自身的偽善。拒馬圍城、國安修法、網路監控等等,不要忘了蔡英文政府如何對待反對意見。綠營把香港當選舉籌碼,藍營把香港當反共口實,藍綠對香港的關切不過都是虛情假意。

至於港台兩地社會,例如港人在台登報宣傳「保衛台灣、重奪香港」,或台人在網上留言「香港加油、萬事小心」,儘管這種情感有其歷史根源,也有同情弱者的自然傾向,但在現實中的效果卻只有火上加油,讓一些充滿熱情理想的香港青年,在看不清楚當前形勢與後果的情況下,淪為暴力分子的犧牲砲灰。

香港政經結構確實積弊已深,病因相當複雜,但內部矛盾不該被引導為敵我矛盾。任何的批判反省都應該奠基在對於現實前提的清楚認知之上,才可能找出具體可行的行動綱領。從台灣的經驗來看,如果只是利用群情激憤而操弄衝突,結果就是讓意識形態遮蔽了良知與良心,把市民推向危險邊緣,最後被政客一舉收割,同時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馬前卒。

回歸22年後的香港走到了新十字路口,考驗著群眾能否自覺和覺醒,打破「單向度」社會的困境,以真正的主體性為香港找尋長治久安之道。

(本文原載香港《亞洲週刊》2019年8月18日,第33卷32期;刊出時內文有所刪修,標題調整為〈單向度社會為撕裂火上加油〉。以上為原題原文。)

收購粉專的準戰爭「假新聞」

近來有關大陸收購台灣臉書粉專的消息甚囂塵上,蔡英文藉著「言論自由日」來拔高「辣台妹」的名望,稱「收購粉專、培養網紅、傳遞假消息,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侵蝕我們所擁有的自由」;綠營在網路上的附隨組織更高聲附和,「幫高調!台灣已經進入準戰爭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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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不是在危言聳聽,往往就是在危言聳聽。這些內容宣稱大陸用新台幣1000至1500元不等在收購台灣臉書粉專,且跳出來說自己「中獎」的粉專,清一色都是親綠台獨的頁面。問題在於,指控得震天價響,但沒人能證明這波「收購潮」來自於「萬惡中共」,這樣的作法不就等於蔡英文帶頭在散布「假新聞」嗎?

長期以來,中共在台灣被妖魔化,台灣政客最好的「替罪羊」就是中共。還記得當年政論節目那句風行一時的台詞嗎?「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沒錯,對民進黨來說,執政只要做到一件事:就是讓台灣人相信「一切都是阿共的陰謀」,「辣台妹」就能成功讓一票人變成「辣台派」的腦粉,何樂而不為?

現在的中共或許滿臉問號,覺得自己莫名躺槍。對中共來說,解決台灣問題已經與民族復興的進程完全綁在一起,今年初的習五條,就是一篇啟動實質統一的宣言。中共要的是融合發展,白話來說,就是把台灣人吸納進自己的體系之中,讓兩岸從生活共同體轉化為命運共同體。以目前兩岸的現實來看,中國大陸採取好整以暇的態度面對兩岸統一。

因此,渲染大陸收購粉專之類的傳言,顯然是有心人士利用台灣社會不懂中共、恐懼統一的普遍心理,精心操作的一齣戲碼。而且這幫「有心人士」,也聽不懂習近平年初說的那番話,中共就是要把台獨邊緣化,已經把台獨定位為外部勢力干涉下的「非中國人」了,又何須再編列預算去收購台獨粉專呢?

由此衍生出另一個問題,操作這類不合常理的訊息,誰能得利?聲勢低迷、陷入苦戰的民進黨,要想在2020年奮力一搏,唯一一條路,就是把台灣拉回冷戰時期,製造出民主台灣對抗共產中國的壁壘氛圍,既能鞏固領導中心,又能團結抗共。

炒作大陸收購粉專,只是這盤棋局的一小步。過去大喊「媒體壟斷」的學者,以及去砍蔣介石銅像的覺青們,如今又全員出動,正義凜然地打出「閱聽自由」、「抵制假新聞」的旗幟,搬出神壇之上的鄭南榕,重新定義「言論自由」:摀上別人的嘴,才能捍衛我的言論自由。

這個靠著反對白色恐怖、主張言論自由起家的政黨,現在為了怕丟掉政權,把不利於己的消息全然打為「假新聞」,甚至要修法限縮言論自由邊界,祭出當年「為匪宣傳」大帽。墮落至此,令人嘆為觀止。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9-04-16

台獨拿西藏恐嚇台灣人

過去台獨綠營總愛批評大陸恐嚇台灣人,說支持台獨就會引來戰爭,老把「台灣人不是嚇大的」掛在嘴邊。現在這張「恐嚇牌」,民進黨恐怕玩得更爐火純青。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賴清德領表參選,他說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和西藏。祕書長羅文嘉也搬出新疆和西藏,說不要對任何獨裁政權存有任何幻想,「和平協議不會換來和平,換來的是屠殺與鎮壓」。台北市議會裡的大綠小綠議員,成立了「西藏連線」,宣稱聲援西藏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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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花以來,台灣時而變香港,時而變新疆,時而變西藏。除了描繪成人間煉獄般的末日景象之外,沒人願意說清楚歷史與實情到底是什麼。過去國民黨說大陸是沒有太陽的地方,現在民進黨說大陸是沒有人權的地方,長年以來去歷史、去脈絡、去政治,製造台灣人對統一的恐懼。

恐嚇,不只是威逼利誘,還包括了更高段的扭曲歷史。台獨的「附隨組織」們,在網路散布成堆令人戰慄的懶人包,稱中共在香港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在新疆建再教育營消滅維族文化,撕毀西藏《十七條協議》血腥鎮壓。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說中共不可信。

但他們沒有說的,是香港既已回歸,是中國香港,不是英國香港,該遵守的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這紙歷史文件。他們沒有說的,是新疆再教育營之外,「再伊斯蘭化」與宗教極端主義在當地如何「迫害人權」。他們沒有說的,是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政教合一制度如何禁錮底層藏民的心靈與自由。

歷史與普世價值對台獨來說,就是服膺於政治目的的工具,因此可以信意解釋,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都能站在殖民者立場,去肯定日本殖民統治了,當然也可以站在特權階級的立場,去合理化西藏農奴制,鸚鵡學舌跟著喊「抗暴」。

獨派展現出來的義憤填膺、高舉的人權大旗,或許多少是真心的,畢竟台灣主流意識形態就是如此。但他們更為在意的,其實是和港獨組建的「五獨」圖謀抱團取暖、如何「砥礪前行」。

台灣就是台灣,不會是香港新疆西藏。恐嚇雖然可能一時有效,但遮掩不住獨派綠營操弄反共仇中情緒的政治意圖。台灣該做的,不是去渲染恐懼,而是應該直面兩岸分治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要先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才是和平的最大保障。

至於兩岸的未來路向何方,台灣與大陸互為主體關係,台灣人當然也有主導權與發言權。獨派綠營要繼續恐嚇、唱衰台灣,老是搬出香港新疆西藏來說事,事實上只反映出一件事,他們才是真正失去了主體性,失去歷史良知,自甘為西方掣肘中國的奴隸。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9-04-02

「中國台灣麵包師」──台灣人,有什麼好崩潰的?

先說,我沒吃過吳寶春麵包,我不愛歐式麵包。

吳寶春這檔事,我覺得滿扯的,倒也不是吳寶春態度變來變去很扯,而是覺得那些為此感到憤怒、感到崩潰的台灣人很扯。

吳寶春聲明全文

吳寶春聲明全文

首先,他說自己是「中國台灣的麵包師」,台灣人覺得他跟其他藝人一樣,是在大陸的政治壓力下的表態。或許是。但那個壓力肯定不是來自於官方,而是民間,跟台灣動不動就搬出來的「民意」一樣是民意。

其次,說他為了利益、為了賺錢,而說自己是中國人。或許是。但這種說法的前提是,全台灣的人都支持台獨了,沒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才會覺得「中國人」三個字一定跟大陸有什麼錢權關係。

等台灣共和國哪天真的成立了,你再跟我說這個前提是對的吧。

第三,難道吳寶春在貼出聲明之前,沒有想過在這個「逢中必反」=「政治正確」的寶島上,會遭到排山倒海的批評嗎?正常人都應該會想到。但為什麼他還是要這麼做?

之前一大堆因為表態自己是中國人的藝人商人,被台灣罵得要死,結果他們真的死了嗎?並沒有。反而越來越多人跳出來表態,只是說法不一樣罷了。

台灣繼續罵,罵得越難聽,還是有人會出來說「我是中國人」。你說他是為了賺錢、被迫的,或者說這些人沒節操,或者他們真的打從骨子裡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說什麼都好,這都是他們的選擇,台灣不是整天說自由民主嗎?蔡英文不是說不要為了認同而道歉嗎?

吳寶春「中國台灣」說引軒然大波,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右)陪同吳寶春召開記者會說明(網路圖片)

吳寶春「中國台灣」說引軒然大波,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右)陪同吳寶春召開記者會說明(網路圖片)

最後,前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跳出來,說吳寶春不配當「台灣之光」。但你自己可以當官前「環保鬥士」、當官後「燃煤推手」,別人就不能去大陸賣麵包?更何況吳寶春說過自己是「台灣之光」嗎?

什麼「台灣之光」之類的,這也是台灣給他們硬貼上去的標籤、硬戴上去的帽子,然後自己以為「台灣之光」就等於「台獨之光」,硬塞給他們這樣那樣各種莫名的政治期待,最後才發現這些「台灣之光」跟你想的並不一樣。吳寶春如此,陳樹菊也是如此。

「台灣之光」變「中國台灣之光」,怪誰?有什麼好崩潰的?

助日代表何止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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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灣旅客因風災遭困日本關西機場,我駐日單位第一時間未妥善提供援助,駐日代表謝長廷還在臉書質疑中國大陸協調專車接送是「假新聞」,因而被網友封為「助日代表」。不久後即傳出日本右翼團體「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派代表藤井實彥來台侵門踏戶,不只「質問」慰安婦的史實,還惡毒地踹了銅像一腳。

外交部第一時間不是譴責此舉,而是呼籲各界「和平理性」;其後召開記者會,又搬出「台日友好」大帽子,希望相關「個案」可以平順處理。再往前追溯,當時台南立起慰安婦銅像,先是引起日方關切,表示「極其遺憾」,接著謝長廷在臉書發文聲稱銅像有「擴大台日矛盾對立」之嫌。高高舉起「轉型正義」大纛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日本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歷史正義問題時,總是先把責任歸咎到台灣社會內部,彷彿日本才是受害者。

或許有人認為藤井實彥踹腳之舉,只是日本右翼的單方面行為,不等於日本全面。不過應該追問的是,為何對戰爭侵略毫無反省的右翼分子,可以在台日之間大行其道?這恐怕不能簡單用社會自由多元就能含混帶過。主因在於戰後日本的「永續敗戰」體制,始終不願直面過去的侵略與殖民責任。而在台灣更為嚴重的癥結是,台灣政客為了維持自身在反中格局裡的既得利益,始終標榜「台日友好」,甚至不惜扭曲殖民統治的歷史與本質,只為求得日本的關愛。

諷刺的是,在台日友好幻象的建構過程中,台灣政府同時高舉「台灣主體性」與「台灣尊嚴」,不斷指責中國大陸「矮化台灣」。如果堅持主體性的前提是對等,那麼台灣在日本面前有追求過對等嗎?事實上,台日友好卻是以「自我矮化」為前提,不但沒有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反而轉向站在日本的立場,造成的結果就是日本看破台灣手腳,同時加深社會內部「自我殖民」的畸形心態。

日本右翼之所以如此狂妄,踐踏台灣人的尊嚴,放到歷史的脈絡來看,日據時期台灣產了不少「三腳仔」,光復之後又用日本戰犯組織白團「保衛台灣」,如今還有數之不盡的「助日代表」。

孟子有言:「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這不是中華文化封建遺毒,而是待人接物基本道理。如果政府遇事就要拿出「台日友好」來堵住內部批評聲音,永遠別奢望能從日本身上換取任何的對等與尊嚴,只會在顛倒歷史是非的荒謬循環中,出現更多的藤井實彥。

習近平在東方經濟論壇當面要求安倍妥善處理歷史與台灣問題,安倍承諾:「在歷史和台灣問題上,日方立場沒有任何變化」。沉浸在台日友好美夢的台灣助日代表們,能做得到嗎?

殖民地台灣人是日本人嗎?

最近因為大愛台《智子之心》的爭議,有一種論調逐漸浮上檯面,甚至蔚為主流。即主張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所以當時台灣人視日本為祖國也是天經地義的。

《智子之心》宣傳劇照(網路圖片)

《智子之心》宣傳劇照(網路圖片)

這種說法看似有理,實則一廂情願把當前的認同想像硬套在歷史上。日本人確實在台灣推行「同化」與「皇民化」運動,但前提正是因為日本人並未把台灣人當成日本人,才需要把台灣人改造為歸附的「皇國臣民」。從教育的民族差別政策來看,日殖時期日本小孩讀「小學校」,台灣小孩讀「公學校」,也說明了台灣雖是日本領土構成部分,但兩者並不能劃上等號。

也有人說,在法律意義上,當時的台灣人就是日本人。問題在於,殖民地人民適用的是殖民地特別法,不能適用日本(內地)的憲法與國內法;且在法律用語上,殖民地人民稱為「外地人」,以區別於日本本國人的「內地人」。台灣總督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稱日本人為「內地人」,台灣人為「本島人」,原因也是在於日本人從沒把殖民地台灣人當做是日本人。

很多經歷過日殖時期的台灣長輩,都曾回憶當年被日本人辱罵為「清國奴」的屈侮,殖民地台灣人從來不是日本國民。今天的台灣人卻要說日殖下的台灣人是「日本人」,這不就是「自甘為奴」的邏輯嗎?

另一方面,先前台灣興起「灣生」熱潮,稱灣生見證了台日情誼。但是日本戰敗後,「灣生」從台灣回到日本,卻在日本本土受盡歧視,被貼上「引揚者」(遣返者)的標籤,才會對故鄉台灣產生複雜的情愫。當時連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都不被視為真正的日本人了,更何況是殖民地台灣人。

美國學者華樂瑞(Lori Watt)研究「引揚者」的學術專著《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

美國學者華樂瑞(Lori Watt)研究「引揚者」的學術專著《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

「殖民地」的本質不該被去脈絡、去歷史的中性化,台灣人只是日本人對外擴張的工具,同化就是戰爭總動員的前奏,把台灣人送上戰場「為天皇盡忠」。在此殖民地性格之下,才會催生出蔡培火所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個既本土又素樸的「台灣意識」,揉雜了民族意識與反殖精神,體現了殖民地台灣人並不認同自己是與日本內地一致的日本人。

回歸前後的香港人,除了少數極端的港獨龍獅旗追隨者之外,本土意識再高漲,也不會說自己是「英國人」。當前台灣在反中情緒下,瀰漫著美好浪漫的「(日本)國境之南」想像,但當年的「殖民地台灣人」也不會因此順理成章變成「日本人」。把殖民地台灣人等同於日本人,那麼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戰爭、侵略與殖民罪行,是不是也該負起相同的責任,並受到應有的清算呢?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177期,2018年6月6日出刊)

高士神社打臉轉型正義

位於屏東牡丹鄉的「高士神社」,5月5日舉辦例行祭典,由改名為佐藤冬木的台灣青年黃俊瑜首度擔任主持神官,成為焦點。這座復建於2015年的神社,供奉日據時期受日本強徵而戰死的南排灣族祖先,由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佐藤健一協助募資,當地宣稱以此打造地方特色、吸引觀光。

高士神社首度由台籍神官主持例祭(網路圖片)

高士神社首度由台籍神官(左)主持例祭(網路圖片)

問題在於,這座神社原來是1939年日本皇民化運動為了精神動員而建,供奉天照大神,屬於靖國神社系統,具有高度軍國主義象徵。戰後荒棄至2015年重建,當地人士表示希望外界不要泛政治解讀。但是幕後推動者佐藤健一並不這樣想,他曾在日本節目坦言「希望更多人能來高士神社祭拜為國家犧牲的英靈」,且李登輝親自贈字「為國作見證」。對佐藤健一與李登輝來說,這座神社的現實意義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台日民間交流,而是與靖國神社聯繫在一起,他們所謂為之犧牲、作見證的「國家」,當然不是台灣,而是日本。

在文化交流的包裝下,殖民主義巧妙被多元文化的浪漫修辭所隱藏,社會上下陷入歷史虛無而不自知,卻沾沾自喜。在歷史是非問題上明顯的雙重標準,卻振振有詞。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分化原住民部落,刻意將之拆散重組,高士部落正是日本人強制政策的產物。除此之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強徵原住民送往南洋戰場,陣亡三分之二之多,戰後又將這些屬於台灣原住民的祖靈,與戰犯共同入祀靖國神社。重提歷史,並非延續仇恨,而是殖民意識在未得到應有的反思、批判與清理之前,台灣人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難道要繼續放任軍國主義符號象徵,重新復燃在曾受殖民鐵蹄的島嶼?難道台灣先人不幸被迫投入日本侵略戰爭而犧牲、台灣先烈為保家衛土反殖民而鬥爭,都是為了今日的台日友好與地方觀光?

轉型正義已然成為當前台灣社會的共識,但是在政客操作與美化殖民的情況下,轉型正義是斷裂的、是跛腳的。民進黨政府理直氣壯地宣稱鄭成功「屠殺」原住民,「發動原住民轉型正義」,所以內政部長不再南下主持鄭成功中樞祭典。先不論「鄭成功屠殺原住民」的史實有待查證,為什麼17世紀的明鄭統治要被轉型正義,而跨越19至20世紀的日本殖民就能被一筆勾銷、輕易抹去?

進一步來說,或許有人認為不必嚴肅看待高士神社,又或認為台灣的文化包容性已經轉化了殖民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意涵。兩年前高中學生扮演納粹,社會義憤填膺,日本與納粹德國不都是軸心國成員嗎?今天忙著潑漆清算兩蔣的同時,中正紀念堂或慈湖陵寢也能從「觀光」的出發點討論去留嗎?高士神社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在歷史正義問題上,既不轉型,也無正義。

(本文原載《中國時報》2018年5月12日;刊出時略有刪修,以上為原文。)

民進黨企圖復辟台北帝國大學?

「卡管」案演變至今,已經不再是純然的法律問題,也不是程序正義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有人認為應該用「適法性」來檢視,甚至也有人主張「校長」之於一所大學並沒有必然存在的需要。確實,管中閔是不是台大校長並不重要,若是執著在「卡管」本身,就陷入了藍綠對立的邏輯。但民進黨不惜換任教育部長,從赴大陸兼職的「抹紅」老招,再繞回兼任「獨董」爭議,「卡管」上綱到「拔管」,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過去國民黨戒嚴時代用「反攻必勝、建國必成」的稻草人,進行社會上下的思想動員,把反共意識形態深植進社會大大小小的孔隙之中。而做為蔣介石最忠實信徒的民進黨,複製了國民黨的統治手段,現在看來就是「反中必勝、拔管必成」。就在去年,高中國文課綱研修小組提出的「文白比例」,因不符合民進黨的要求,教育部可以推翻重審。台大遴選委員會所選出來的新任校長,也因結果「不如預期」,再用拒發聘書的方式遂行執政者意志。一連串的作為讓人彷彿在執政者身上看到小學生「輸不起就耍賴」的影子,反而讓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坐實了「選主」的批評。

台灣高等教育危機四伏,已是當前社會的共識。教育部非但無力解決,放任高教往新自由主義商品化的方向嚴重傾斜,竟然把爭奪校長大位做為高教施政的首要任務,令人瞠目結舌。華人大學在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誠如中國大陸著名學者甘陽所言,是要加強「思想、學術、文化、教育的獨立自主」,避免淪為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包含台大在內的任何一所台灣的大學,都應該以此信念為目標,早日結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個歷久不衰的「神話」。

卡管案所突顯出的問題,即在於執政當局並未打算把台大打造為獨立自主的學術思想陣地,反而要把台大收編為一黨服務的「附庸藩屬」。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立台灣大學」的創建,就是一個「去殖民化」與重建自主化的過程。現在台大把校史上溯到1928年日據時期台北帝國大學的創設,但此認知肯定與台大師生都相當崇敬的傅斯年校長相左。傅斯年在1949年校慶演說中,明白地指出:「由日本的台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也就是說「台大」與「台北帝大」雖然接收與繼承的關係,但在體質與根本意義上是兩所不同的學校。在此認識上,傅斯年才提出「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勉勵全體師生。

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網路圖片)

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國大學(網路圖片)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北帝大,不可否認確實為台灣培養出了許多優秀人才,例如具有民族意識的許強醫生,被譽為亞洲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不二人選,可惜1950年撲倒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槍下。但台北帝大完全受日殖當局所管轄,總長(校長)受日本總督的監督,教授也具有「敕任」或「奏任」等官制身分。傅斯年也說過,台北帝大是「和他(日本)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進政策的工具」。例如台北帝大為了配合日本侵略戰爭的需要,大力開展華南調查、海南島調查,並協助日本外務省進行中國大陸、越南、泰國與菲律賓等地的調查,期間都有當地日本佔領軍的支持與配合。

台灣光復之後,傅斯年口中「中國的國立台灣大學」不再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的「附庸藩屬」,但國民黨思想管控之手同樣深入這所學校之中。1949年的「四六事件」、1970年代的「台大哲學系事件」、1980年代的「李文忠事件」與「自由之愛」運動,都是台大師生抵抗傲慢政治權力的足跡。1983年吳叡人以非國民黨籍的身份就任台大代聯會主席,當時他在〈論代會與校園改革〉一文結論中滿腔熱血地指陳:「為了維護校園的清純與學術的獨立,任何政治勢力不應介入校園」。1986年台大自由之愛發表的〈大學改革宣言〉,文末堅決呼籲:「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些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這些歷史文獻都為台灣民主運動「百年追求」的史觀留下了註解,當年慷慨激昂高喊「政治力退出校園」的學運領袖,現在在民進黨執政下不乏居於高位之人。翻開野百合學運之後范雲所編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一書,裡面收錄多篇為校園民主呼喊的文章作者,後來都成了民進黨籍的地方百里侯,也有台聯黨主席在列。

《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書影(網路圖片)

《新生代的自我追尋:台灣學生運動文獻彙編》書影(網路圖片)

校園是國家機器灌輸意識形態的重要場域,民進黨不願意在台大校長大位上鬆手,不只著眼於校長對於學校預算資源分配,以及高階行政主管的任用權力,更是為了台大這個意識形態戰場,怎可輕易讓位給外省籍、國民黨色彩,又肯定兩岸學術交流的管中閔。但是粗暴的手法,企圖把台大關進民進黨的「權力牢籠」之中,又與日殖統治者控制台北帝國的手法何異?就算民進黨在卡管鬥爭中贏得了勝利,卻讓台北帝國大學復辟於台灣。而畢業於台大、過去高舉校園民主與自治大旗的運動者,也在權力的誘惑中默然一片,把理想讓位於官位。

台大變黨校,國立變部立,或許是卡管鬧劇裡最該被警惕的危險。

(本文原載《兩岸犇報》175期,2018年5月9日出刊)